夏天的酷热总是在期盼凉风中度过。微风吹来，树枝在轻微的舒展中来回晃动，自然的摇摆似乎就是一宗态度的宣泄。沉迷于一件事物是好事，因为那是一个自己可以试图去企及的目标，所以对于宁的自行车远程计划，我极为欣赏。无论你在一种生活状态中麻醉了多久，偶尔一次的放纵与离经叛道会有着说不出的惬意与舒畅。自己虽然总想着去做一些事情，却总是在回忆与筹划之中面对着眼前要结局的诸多事宜徒增慨叹而已，宛若那树枝在左右之中摇曳。很多事情的记忆已经太过遥远，很多目标的期盼也已失去了动力。渐渐忘缺了今天与明天的自己之间是怎样的画着轨迹……

越来越迷恋那些捎带玄思的电影，所以Cashback也归结到自己喜欢的那一类。与其他电影不同的是，吸引我的是以前最觉得无聊的电影旁白。带有深刻反思性的话语，使得电影画面本身的色彩淡了下去。在物欲横流的镜像背后，一些编剧开始走向了柏拉图之路，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个变化。结局过于平淡和理想化，所以电影的离经叛道没有一以贯之的好好执行下去，可以说是艺术品的可惜与人性的欣慰吧。结局时的话语也很有禅悟的味道，有些自己曾经的心态的共鸣。

You just have to see that it’s wrapped in beauty and hidden away between the seconds of your life. If you don’t stop for a minute, you might miss it.

今年身体素质实在不行，眼角毛囊发炎尚未根治，继而又离奇过敏。全身敷药的结果，自然是坐在宿舍几乎是足不出户。古人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番累积自然是寒暑以十为计算单位。心中百无聊赖，读书看电影都无法排解抑郁之感。天公似有体贴之意，暴雨不断，映射心境。姐姐素来知我体质，一看广东地区阴雨不断，就打来电话嘱我小心身体防止过敏，孰料已是病发之后。人说静寂之时最爱胡思乱想，果不其然。关师一直教诲要学会修身，自己亦试图走理学自注之法，终不能万物化寂，看来修心此路之艰难比之学业亦不遑多让。家里开始担心我的身体，不断询问医生医术如何，只能苦笑回答。看来史学之才学识德，最终一项在任一领域都是极高标准。老爸身体最近也不是太好，但仍是在电话中催促我治病吃药。一直以来，那种高大的背影似乎在我们之间的交流上都带来一种似乎是说不出的隔阂，一些电视荧幕或者岭南地区的交流方式在我们那边的生活格局中是极难见到与付诸实施的。但是姐姐两天前发来的短信让心里有了一种充斥的感觉，“咱爸可疼你，时时挂念……”

两岸史学的现况与展望——罗志田访谈
　　王震邦(以下简称王)：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中，无论在体制、观念与行为上
　　，留学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与媒介，每一世代的留学生，往往都有以所学新知来
　　振兴国家、再造文明的壮志宏愿，而社会大众，一般而言，也对他们抱持着相当热切的
　　期望，例如二、三十年前的台湾，便普遍认为，只要有留学生，民主的目标终有实现的
　　希望。不过，由于近代政局动荡，战乱频仍，一代代留学生的努力并没有得到长期积累
　　的机会。作为一个学历史，而又参与此一历史大潮、身历其境的人，你对这种外部文明
　　对中国文明的刺激，有何看法？此外，中国大陆在开革开放之前的整个冷战时期，主要
　　的留学对像是苏联与东欧各国，这一批留学生对中国有怎样的意义？他们和留学欧美的
　　中国留学生有怎样的不同？这两个不同群体彼此之间又有怎样的世代差距？
　　　　罗志田(以下简称罗)：整体说来，当年留学苏联与东欧(主要还是苏联)的那一批留
　　学生，絶大多数学的是自然科学，固然还有些研习文史的人，例如以前社科院世界史研
　　究所的所长便是留苏出身，专攻西洋古代史；我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历史系的老师中
　　也有两位教苏俄史的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不过，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他们对中国的史
　　学发展发挥过怎样的影响，实在很难评估。对于这一段历史，目前也还没有人做过深入
　　的讨论。至于后来留学欧美的文科留学生，一方面，学习社会科学的人数较多，学文史
　　的则极为有限，学成回国的，更是寥寥无几；同时，这些人的个别差异极大，很难形成
　　一个明确的群体。他们当然多少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作用的程度，恐怕并不深远。
　　　　至于你刚才所说的，对留学的那种乐观期望，我认为主要并未体现在民主上面，而
　　是在富强上面。在中国大陆，从政府到民间，一般都以为，这批海外留学生回来以后，
　　让中国在生产和建设事业上，得到较大的发展。其实，这些人回到中国以后，失败的例
　　子也不乏其人；尤其在早期，他们所学的那套西方的组织与管理方式，与中国社会的实
　　际状况凿枘不入，很难有一展长才的空间。不过，近些年来，大陆社会西化的脚步越来
　　越快，这些人也就越来越适合，其作用也较为明显了。相形之下，文史学科的留学生，
　　似乎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当然，这些人回来以后，也会带来一些具体的局部改变。
　　　　以今日的信息沟通条件言，中外思想学术的交流不一定落实在一些个人和群体处在
　　什么区域。现在大陆史学界非常强调"追随"外面的东西，许多学术机构都把 "与国际
　　接轨"作为努力的目标，事事追逐西方学术的流变。近年史学界受拜物世风之影响，颇
　　关注下层百姓的吃喝玩乐。这对弥补过去的缺失当然是非常有益的，但近代中国史上一
　　些非常重要、亟待深究的问题，反倒乏人问津。例如，像甲午战争这个或许是中国近代
　　史上最具转折性的关键事件，就少有人从事深入的研究。不少学界同行私下讨论时，常
　　常感叹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问题，几乎都已经做完，今后不知该怎样指导学生了。他们
　　似乎没想到，其实还有无以数计的大题目，还等着有心人去开拓。
　　　　王：史学界"问题已经做完"的说法，多少反映出当今历史工作者在"问题意识"
　　上的高度匮乏。在目前激烈的学术竞争下，一门没有问题意识的学科，是否会沦于自然
　　淘汰的命运？
　　　　罗：从目前的状况观察，大陆的历史学也很难说一定会被淘汰。虽然很多人都有"
　　问题已经做完"的焦虑，不过，大多数历史学者依旧是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研究工作。不
　　管他们心里怎么想，毕竟还是得面对日常的现实要求。作老师的，既要指导学生，又须
　　应付日益严苛的学术评鉴；尚未升等的固然有升等的压力，已经完成升等的，每年仍需
　　达到一定数量的学术指针。至于学生，更是有获取学位的迫切目标。因而，无论如何都
　　得找点题目来研究；实在找不到，也要想办法"填补空白"，或者干脆去把某些已经研
　　究得差不多的题目，进行所谓"系统的"整理。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学术体制下，任何
　　学科的系统性总结工作，通常都是由已有相当成就的资深学者来承担，绝非一般新进的
　　初学者所应从事的目标。我怀疑，大陆一些年轻学人所以要选择这类系统整理式的研究
　　课题，或许便和学界所弥漫的"问题已经做完"的心态密切相关。
　　　　王：近代史研究也牵涉到"学术与政治"这项议题，非但其开创人物相率弃学从政
　　，卷入实际政治，甚至连这门学科的成立宗旨，都摆脱不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罗家伦、
　　蒋廷黻等人当年创立近代史的学术领域时，便有意识地强调要吸取最近的历史经验，以
　　便对中国政治的弊病提出救正的方法。因此，像蒋廷黻对琦善之外交政策的翻案文章，
　　以至郭廷以后来所写的《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一文，所共同关怀的，都不外乎中国处此
　　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应该如何应付这些严峻的挑战。受限于知识生产的特定历史条
　　件，近代中国的史学发展似乎与现实政治一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当前海峡两岸的历
　　史学界，恐怕也不能例外。以台湾而言，不同历史教科书所建构的不同历史记忆、所灌
　　输的不同历史意识，正是统独两派不同政治立场彼此交锋的意识形态战场。大陆方面，
　　或许也会有类似的情况。譬如，据说最近上海新修的历史教科书，便把从太平天国以至
　　共产革命等近代史上一连串的重大政治事件，统统删略不提，而完全只描述社会、经济
　　、人口等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历史书写，或许有其特定的政治意图与效应。面对
　　这种发展，作为历史学科的专业工作者，我们应该如何自我定位？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现
　　实使命感与学术工作的专业尊严之间，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自处之道，来维持这两者之
　　间的平衡？
　　　　罗：我并没有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上海新出的历史教科书我也还没看到，难以
　　置评。不过，我以为，不管中国有怎样的文化传统，自二十世纪初新的教育学术体制建
　　立后，专业性学者至少已有了存在的空间，可以不问现实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我
　　自认是比较偏向这种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类型，平常不太关注本学科之外的事务
　　；偶尔扮演一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大抵也都是因为别人碰触到与史学相关的问题，
　　或是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使学生感到迷惘与困惑。遇到这种情形，我有时会
　　觉得应该表示一点自己的意见，让大家知道还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不过，也就是仅此而
　　已。
　　　　当然，在报纸、电视等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以"一孔之
　　士"自居，对外界的重大事件与国家前途漠不关心。其实，我很敬佩部分"知识分子"
　　关怀社会现实的热忱，例如农村问题、城市民工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但是有些
　　人所关怀的范围未免太过宽泛，去年大陆某电视台举办"超级女声" 的选拔赛，风靡全
　　国，连史学界里都有人出来撰写文章，发表议论。当时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凡是对
　　'超级女声'发言的，就是知识分子；不发言的，就是专业学者。"我觉得，现代社会
　　多元发展，像"超级女声"这样的活动，倒也无伤大雅，实在不必劳动"知识分子"大
　　动干戈。
　　　　今日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渐有变成"公众知识分子"的倾向，凡是媒体有兴趣的
　　都愿"参与"，而不管自己是否具有特定的知识背景。我想，个人力量总是有限的，现
　　代社会也要求细密的分工，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所属的领域中尽心努力，倒也不失为
　　合理的安排。然而，那些"知识分子"固然不太喜欢专业学者，却又始终要维持"学者
　　"的认同。我倒希望他们能撑起鲜明的旗帜，清晰地划分出知识分子与专业学者之间的
　　区隔，不要让年轻人造成认知上的混淆。
　　　　王：你曾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天翻地覆的重要转折点；同样的，八年抗
　　战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也极其深远。可是，两岸史学界对于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
　　，虽然做过一点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夷考其实，大抵都是以考订史实为主的"史释
　　"之作，而几乎看不到一部规制恢闳、统摄全局的"史著"之作。所以如此，除了史料
　　不足之外，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干扰，是否也是造成这种缺憾的重要因素？
　　　　罗：中国近代史研究何以始终不曾出现过具有突破性成就的杰出学者与史著，我个
　　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尚未累积深化到成熟的程度，而又不断遭
　　到战乱与各项变故的阻碍，许多早期的开创性学者如罗家伦、蒋廷黻等人，也都没能长
　　期坚守岗位，甫肇其端，未及深入，便中途弃学从政去了。相形之下，古代史研究的发
　　展，便健全得多，也产生过像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卓然有成的学者。这种差异和近
　　代史本身的复杂繁难不无关系，但是，从业学者的更迭频繁，未能持续专注于此，或许
　　也有相当巨大的影响。目前，这种弃学他顾的趋势，似乎仍有不断延续的迹象，近代史
　　研究当然也就更不容易出现能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与著作了。
　　　　或许与此现象相关，在我同辈或稍年轻的学者群中，普遍抱有一种感慨，认为现在
　　大陆学术界群龙无首，希望能有一些领导人物出现。这种现象，也让我觉得有些不安。
　　其实，"群龙无首"，没有了所谓大师或掌门人，不正是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大好契
　　机吗？平心而论，抱有这种感慨的学者，并不是想回到昔日"定于一尊"，思想划一的
　　年代，只是觉得目前学术界龙蛇混杂、光怪陆离，缺乏一套评骘去取的准绳，因而殷切
　　盼望出现一些众所推尊、一言九鼎的学术共主。据我所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我则认为，真正可忧的，不是"无首"，而是人人自视为"龙"，互不相下；如果真
　　能彼此尊重，道并行而不相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未始也不是一桩可喜的美事。
　　　　王：所谓"群龙无首"的"首"，有两种不同涵意。一方面，它可以是一个学术社
　　群经由内部的良好互动与合理竞争，遵循一定规范，所自然形成的，具有高度正当性的
　　学术权威。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由外部势力强行指派，藉以箝束思想，使学术为特定
　　目标服务的政治性领导。你说的"首"，如果指的是第一种，则"群龙无首"的现象或
　　许反映了大陆学术界其实尚未形成一个独立自主，有着明确规范与准据的学术共同体，
　　而台湾学术界，恐怕也是如此，都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如果指的是第二种，那么，大
　　陆学者的感慨是不是也透露出以往政治力量长期宰制学术，所留下的阴影与后遗症？
　　　　罗：大陆学界所期盼的群龙之首，大体上指的是第一种。简单地说，他们希望能出
　　现像梁启超那样领袖群伦的人物，对人才的拔擢、学术的品评，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力。
　　这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不乏其例，最有名的便是陈寅恪。陈寅恪尚在留学期间，在学
　　术界已颇负时誉，顾颉刚讨论国学的五个流派时，便推崇他为其中一派的代表。事实上
　　，当时陈寅恪并没有任何足以称道的研究成果，只不过发表了几首诗和一封《与妹书》
　　，要是依照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甄选，根本不可能有出头的机会。但是，陈寅恪却能甫回
　　国立刻当上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这当然归因于他的学力得到了某些权威的肯定（
　　却未必是外间传说的梁启超本人）。今天大陆学术界良莠不齐，标准混乱，即便设有若
　　干学术奖励，其公正性也未必为众人所共许，因而大家所殷切期待的，也正是那种既能
　　公正无私地识别人才、提携后进，又能树立学术规范、品评优劣的学术权威。这种期盼
　　，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我个人始终觉得，中国文化一向崇尚"定于一尊"，直到近代
　　，才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定于一尊"的呼声。也许我们应该继承这种近代所形塑出的新
　　传统，更进一步发扬光大之。
　　　　王：那么，史学界内部的学术评鉴是否可能建立一套比较客观公正的机制？在台湾
　　，这种机制始终难以确立，在大陆，情形又是如何？
　　　　罗：依我看，恐怕也很困难。目前学术界所面对的，以量化为标准的评鉴压力，主
　　要来自各机构的领导部门。例如，北大现行规定便要求教师必须在一定年限内升等至一
　　定职级，否则便只有离职一途。这种办法，当然有其正面作用。在此之前，学术界里往
　　往有些人以修成"大家"自期，可是花了十年工夫，却连一篇小文章也没发表过。现行
　　规定，至少可以矫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过，流弊所及，却不免让新进的年轻学者为
　　了应付升等与评鉴在时限与数量上的严格要求，只好尽量求其速成，而不敢去碰触耗时
　　费力的大题目。要是全校，乃至全国，都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大概便永远无法期望学术
　　界会有大师的产生。我们都知道，做历史的人，超过一定年纪，或许在史识与功力上会
　　有所积累，但是，与此同时，那种年轻人特有的大胆突破的锐气，大概也都消磨殆尽了
　　。对于学术的创新而言，这种锐气实为弥足珍贵的重要凭借。如果年轻学者都困于功令
　　，只敢从事谨小慎微的研究，等到他们应付完升等之类的要求，恐怕也颇有年纪、锐气
　　全无了。如此循环相继，整整一两个世代的学术界，或许都没有办法出现重大的突破与
　　贡献，而唯有寄望于不为制度所羁绊的不世出天才了。
　　　　另一方面，在这种学术体制的桎梏下，学术界的学术品味也会逐渐趋于僵化，纵使
　　个别学者偶有较具原创性的构想，也往往甫行提出，便遭负责评审的学者扼杀抑制，很
　　难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此，我深觉像我这样年纪的学术工作者，应该具备容忍异见
　　的宽大胸怀，遇到自己不欣赏的研究题目，更要格外谨慎，反复酙酌后，再下否决性的
　　判断。总之，举凡带有开创性与创新性的事物，通常都与当前流行、大家都能接受的标
　　准，多少有点扞格不入。大陆学术界现在似乎并不鼓励这样的尝试，这对日后的学术发
　　展，未始不是一项严重的隐忧。
　　　　王：你在大陆史学界，可说是资深的学术权威了。对于两岸年轻一代的学者，你有
　　怎样的期望？他们将来的发展，是否有比较乐观的前景？
　　　　罗：学术权威谈不上，老教授倒是名副其实。理论上，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
　　一辈的成就总会超越年长的一代。或许发展到某一阶段，大批杰出人才同时并起、引领
　　风骚，也不无可能。总体来说，我还是相对乐观的。其实，因为近代中国实在有很多不
　　如意的事，研究近代史，相对而言，要比研究古代史更少乐趣，如果不抱持着一点理想
　　与希望，恐怕很难维持继续探索的动力。当然，截至目前，我们还看不出这种璀璨前景
　　的明显端倪。
　　　　王：你的治学取向，一向强调历史的多样性，既重视社会与文化、思想等不同因素
　　的交叉互动，也非常注意传统与现代的杂糅融会，这当然是与你求学过程所养成的寛阔
　　视野密切相关。那么，依据这一标准，你对目前大陆史学界一般同道的长处与短处，会
　　有怎样的评估？
　　　　罗：中国近代有一项特色，便是既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又受到现代西方的巨大冲
　　击，因此，如果对这两方面都有兴趣的话，自然会对了解近代中国有着很大的助益。但
　　是，中国大陆以前培养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对于时间的断限非常坚持，做近代史(1
　　840-1919)的人基本上不看1919年以后的材料，做现代史(1919-1949)的人则不看1919年
　　以前的东西。最近虽然有些人主张打破这样时间界限，把近、现代史打通成一片，从18
　　40一直做到 1949，甚至往上追溯到晚明，不过，这样的呼声毕竟还不很普遍。因而，我
　　以前的一些同事，他们的长处就在于对自己所研究的那一段的基本史料，都相当熟悉。
　　比如一位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对与辛亥时期有关的材料与著作，大概都读得很多，掌
　　握得相当完整。这当然有其优点，可以把问题做得更深入。可是，他们往往对以前和以
　　后的东西不很关心，不愿多看。总体地算下来，这种做法还是相当吃亏的。有些同事申
　　请了研究课题后，常常严格地集中在此一课题上，不遑他顾。这样一来，一个课题做完
　　就完了，等到做下一个课题时，又要另起炉灶，从头开始，不但耗时费力，也难以在学
　　术上有所积累。可以说，现在大陆史学界有一部分学者，特点是目不斜视，只关心跟自
　　己研究有关的问题，其它的一切，概不注意。这样的好处，当然是对所研究的主题观察
　　入微，看得清清楚楚，坏处则是不免见树不见林，不能把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放进更大
　　的时空脉络。这样一来，或许比较无法了解历史的整体面貌，也不易掌握它的意义。
　　　　王：你说的这种情形，在大陆史学界普不普遍？还是只是个别现象？
　　　　罗：这情形以前可以说相当普遍，这也是当年的学术体制所造成的结果。大陆学术
　　界里，各门学科的学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学会每年都会召开多次学术会议，学者
　　为参加会议、发表论文，研究的重点也就会慢慢被引导到特定的方向。而大陆的近代史
　　研究，却有一项特点，那就是近代史本身并没有一个整体性的学会，而是分成三个不同
　　的学会：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与辛亥革命学会。如此一来，自不免导致一种偏颇
　　的现象：这三个专题之外，中国近代史上其它问题便很少有人问津，例如太平天国之前
　　的历史，如鸦片战争史，除了茅海建等少数学者，几乎无人关注。另一方面，即使是研
　　究这三个专题的近代史学者，也往往只关注单一的对象，不暇他顾；例如一些研究辛亥
　　革命的学者，便只注意二十世纪初短短数年的历史，既不看此前不久的戊戌变法，也不
　　管民国成立以后的变化。这种特别的学术体制，未必是有意的设计，当初所以只成立这
　　三个学会，虽然多少与这三段历史被官方意识形态视为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三
　　大高潮有关，却也很难说一定是出于某些人特定的预设。多年来，大陆史学界其实也不
　　断有人努力想把这三个学会合并成一个整体性的近代史学会，却都没能成功。这种体制
　　当然也有其长处，唯流弊所及，却不免进一步强化了刚才我所说的那种集中化、狭隘化
　　的趋势。
　　　　王：两岸数十年来的史学发展，长期都处在"追随西方"的风气支配下，以致一代
　　一代的学者，彼此取径不同、问题意识迥异，很难形成学术的积累与传承。你认为，我
　　们现在有没有机会重建中国史学的"学统"，树立本身的自主性？
　　　　罗：其实，许多前辈都曾经提到过一些重要的方向。如李济从年轻时期一直到晚年
　　在美讲学，便反复强调语言能力的重要。他认为，多懂一种语言，便能多增加一种思维
　　方式。当然，李先生讲这段话的用意，多少是劝诫西方学者一定要先精通中文，才有能
　　力来研究中国。不过，他也指出，如果中国学者能用中文以外的语言来思考中国，一定
　　也会对平素习以为常的事物，得到许多不同的认识。目前海峡两岸年轻一代学者所掌握
　　的外语能力，一般而言，要比年长一代强得多。我深切盼望，这种多语思维的能力，能
　　有效运用于对史料与史实的深入理解与诠释，进而产生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傅斯年也曾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这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十分
　　重要却常遭忽略的话。他指出：西洋学者研究中国，对于文字审求、文籍考订等方面，
　　永远一筹莫展。我个人以为，傅先生这种说法，或许稍嫌武断。如今天一般中国学者对
　　中国文字典籍的理解，连传统三家村学究的程度恐怕都赶不上，则我们阅读中国古籍的
　　能力，究竟比外国学者强多少，恐怕还是未定之数。不过，整体而论，中国学者理解与
　　诠释中文史料的能力，大致还是比外国学者更有利的强项。傅斯年后来在史语所里聘用
　　了严耕望、王叔岷等青年学者，也大力提拔了四川的王利器等人。这些人，特别是二王
　　的研究取径，大致都是以基本文献的考订解读为主，与史语所强调动手动脚到处找寻新
　　材料的主导性学风大异其趣。由此可见，傅斯年在与西方学者竞争"东方学之正统"的
　　努力过程中，虽刻意借镜他人所长，鼓吹史料的扩大与征集，却也并未弃己所长，疏忽
　　了文献典籍的解读与诠释工作，也就是他后来说的以"全汉的问题"来"建造中国史学
　　知识之骨架"。
　　　　我以为，研究历史，不但要深入阅读史料，更要设身处地，尽力从当时人的想法与
　　关怀出发，来产生出真正的问题，也就是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所言，要在提问
　　之际，改变自己的意识，以返回到活生生的过去。在此一层面上，李济所主张的双语或
　　多语思维，与傅斯年所谓史料文献的解读必须仰仗文化传承的助力，都可说是确凿不移
　　的精当之论。陈寅恪在史学上的卓越成就，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因此，如果我们能掌
　　握本身特色、发挥所长，努力不懈，长此以往，必能获致丰硕的成果，做出更多的贡献
　　。
　　　　王：发挥我们自身的特色与原创性，当然是大家所共同期待的目标。但是，这种境
　　界毕竟有待于个别学者的天才独造，而无法依靠刻板的规划与设计来达成。由此而言，
　　当前两岸的学术体制，似乎都只有抑制个人才具充分挥洒的负面作用，就像是传统科举
　　制度以八股取士，负才不羁的狂狷之士，若非俯首下心，与现实妥协，往往蹉跎不遇，
　　备受摧折。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实例？
　　　　罗：我虽未亲眼目睹，想必总有这样的实例。两岸学界目前这种计时程功，以量化
　　为准据的学术评鉴制度，即使不刻意压抑天才，这些人恐怕也只能主动束手就范，否则
　　便随时有出局的危险。不过，我倒不以为近代以来备受抨击的八股考试太过抑制人才。
　　其实，传统的诗文格式如八股文、律诗等，其共通的核心旨趣，正不外乎"出新意于法
　　度之中"，亦即要求我们在一定的规则限制下，从事创新。这种办法，理想与否，我不
　　敢妄下论断。但是，就像体育竞赛一定要有大家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一样，治学为文也
　　要有固定的章法，才能决定胜负、衡量优劣。而一有规则章法，自然免不了设下若干限
　　制。人才之崭露头角，便是要在特定章法与规则的局限下，犹能别出心裁，有所创获。
　　把人才沦胥全然归罪八股，严格而论，未尽公允。事实上，正反之说都可以找到统计学
　　上的有力依据。我们很容易举出诸多例证，坐实八股埋没人才的罪名；然而，科举考试
　　以八股取士，前后凡数百年，其间却也是人才辈出，美不胜收，像近代史上的曾国藩、
　　蔡元培等人都出身场屋，难道就不是人才？再如16岁就考上举人的梁启超，毕生著述不
　　下数百万言，更是不世出的豪杰之士。可见八股未必就是一般所指埋没人才的祸源厉阶
　　。当然，这其中也有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差异；每逢思想解放的时代，法度宽松、崇尚新
　　意，才智之士自由表现的空间也就比较开阔。不过，长远观察，对于法度的重视，还是
　　比较契合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杜甫的诗句说："窗含西岭千秋雪。"雪岭千秋，浩浩
　　茫茫，却依然需要用一扇窗户框起来，否则便不成图景；反过来说，虽尺幅之窗，而千
　　仞之山、四时之雪尽纳其间，可供挥洒的天地，也不可谓不大了。我所说的法度与创新
　　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2007年10月6日：八个一，历史改写！

内容提要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1300万字，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1——19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0卷为被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
　　本书遵奉“存真”原则，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生道路，折射现代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

竺可桢(1890—1974)，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在气象学与气象事业、地理学与自然资源考察、科学史、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科研管理和诸多科学文化领域皆有杰出贡献。

侯旭东
　　作者提供，刊《唐研究》第9卷，第534—542页，2003年
　　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领袖性学者，特别是在六朝隋唐史方面，更称得上是核心与旗帜。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他提出并倡导运用“共同体”理论研究和把握中国的中世纪，对推动日本学界的有关研究发挥了领导作用。可以说，近三十年来日本有关中国六朝研究的每一步的发展都与谷川道雄先生分不开。最近，谷川先生的大作《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的中译本，经马彪翻译，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中译本的问世对于中国学者进一步领会谷川先生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素材。这里仅就个人研读所得，略抒己见，就教于读者与谷川先生。
　　《共同体》一书并非1976年日文版的简单翻译，而是增加了若干后来的研究论文，应视为原书的增补本。它由12篇论文组成，分为4编。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的检讨与反思，一是对六朝具体历史的分析。前者有第一编中的《中国社会与封建制——有关学说史的探讨》与第二编《中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方法与课题》中的4篇论文，主要分析了日本以及欧美学界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六朝隋唐时代的基本认识，如封建制、佃农制的性质、官僚社会等；余下的各篇属于具体研究，讨论六朝的社会构造，士大夫的地位与作用等。
　　《共同体》一书的构成体现了谷川道雄先生的志趣与追求。与多数致力于具体研究的日本学者不同，他力图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中古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提出系统的解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用怎样的方法和构想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学界多年来的悬案，也是我个人迄今为止关心的最大课题”（第1页）。书中所收论文集中反映了谷川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思考，无论对于了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还是具体认识中国中古历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的主要观点如下：中国自殷商到汉末为古代，汉末三国进入中世纪。殷商之际与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化都是非本质性的，应将殷周革命理解为“原始氏族制社会的飞跃、发展的产物”（第63-64页），其成立的原理是“在保持血缘秩序不变的前提下形成的政治秩序”（第68页）。秦汉社会“基本上仍未能超脱这一原理的框架，甚至可以说不过是同一结构的再编、扩大”（第83页）。汉末三国的士大夫，包括清流士大夫与逸民，从不同角度对汉政权加以抨击，开拓了超越帝国的思想立场。并在知识分子与民众间形成了精神的连带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产生了打倒王朝的政治运动，还孕育着超越中国古代世界成立原理的新时代的起点（第82页）。
　　三国以后的天灾、战乱成为日常化的时代中，人们为了生存而在自然的血缘关系之外结成新的共同体，由此形成与古代社会不同的基层社会结构。共同体结成的契机是对自身私欲的抑制，这主要体现在士大夫身上。他们的自我抑制精神使得他们在危难中救济乡党，共度难关，实现了家族、宗族、乡党与士大夫的共同体的结合（第203-205页）。这种结合就是“豪族共同体”，后又被概括为“名望家统治”（第266页）。这种自我抑制精神从士大夫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扩展到包括学问、思想、文学等各个文化领域的精神特点（第206页），成为“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必要资格”（第206页）。“从这种精神的对象世界反馈的人格评价即乡论，又赋予士大夫以社会指导者的资格。六朝贵族的阶级地位，正是以这种乡论为基础而形成的，而正是这种乡论才是他们得以超越王朝权力而获得自立的社会地位的根基”（第93、202-207页）。在乡论基础上，通过“九品官人法”，六朝的贵族进入官界，实现了与政治世界的结合，成为王朝的支配阶级（第93、140页）。
　　这种新型共同体关系不仅存在于六朝，也延续到了隋唐。北朝实行的均田制的理念与贵族道德的土地观念是有共通精神。汉人贵族与其乡兵的关系是贵族与乡党日常关系的军事机能化，乡兵集团为基础形成的西魏府兵制后成为周、隋、唐各国的军事骨干。科举制也是被作者称为“贤才主义”的新型贵族制的体制化。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共同体世界作为国家体制而制度化”（第105页）。隋唐帝国是一个由胡汉两族的共同体社会经相互渗透、合成，共同建设的新贵族主义国家（第105-106页）。
　　作者提出上述观点不仅是对他本人及前人实证研究的概括和提炼，同时也是深入的理论反思的结果。
　　作者以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以及西方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强调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此说在二战结束后遭到批判，60年代以后又在近代化论中借尸还魂，以专制帝国论的新面貌出现（第169页）。此说突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认为封建制仅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民族所经历的特殊的社会体制（第37、38-39页）。较流行的理论包括白乐日（书中译为“巴拉修”）的官僚社会说、魏特夫的“水利社会说”等，在六朝史的研究中矢野主税与越智重明提出的贵族为寄生官僚说与之遥相呼应。另一种观点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按照五种社会形态来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此说是为了克服“停滞论”而出现的。认为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国奴隶制的特点是秦至唐的家父长家内奴隶制，宋以后流行的佃农制则是作为农奴制的一种形式而存在，标志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第26页）。
　　前一种观点是“多线论”，认为西方以外的地区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后者则是“单线论”，认为中国与西方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轨迹（第1-2页）。不过，在作者看来，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其出发点却是一致的，即“都是以西欧近代社会为标准所得出的结论”（第2页）。前者是从欧美中心的立场出发的认识，将非欧洲世界看作欧洲世界的虚像，让非欧洲世界扮演了强调欧洲世界优越性的角色（第55页），具体说来强调中国的官僚制而忽视了官僚制中自下而上的约束作用（第181、183页）。后者只重视中国与西欧社会的共同性质，并以此为据解释中国社会全体，而遗漏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性质，即以自耕农为主题的共同体社会的长期存在（第19页）。
　　基于对流行理论的深入批评，作者开始摸索新的分析思路。他强调要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去理解其构造与发展机制，反对套用西欧的模式分析中国，乃至其他非欧洲民族。在分析封建制问题时，他指出“不可能把这些民族（指非欧洲民族——引者）的历史局限在欧洲历史的范畴中。说句大胆的话，我们必须从内部入手去寻找能够表现这些民族主体历史的新方法”（第54页）。在为中文本所写的自序中，他又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是“出于如何以中国固有的逻辑来把握中国史全过程的动机所提出的一种假说”（第9页）。在40年前追求搬用欧洲的历史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学术大环境下，这种呼吁与努力具有扭转乾坤的意义。作者经长期潜心研究，在继承内藤湖南创立的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以及六朝地位与特点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六朝历史的系统解释，力图在把握中国历史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揭示其发展变化。其努力正是试图超越上述两种思路。
　　具体说来，作者的研究至少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共时性的结构分析。二是对精神世界的高度重视。
　　首先，作者力图通过从基层社会结构关系理解历史的进程，对中国学界具有重要的启示。用作者的话说，他的研究是“以六朝时代为中心的社会基层结构的考察”，并基于此而“论及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特性”（前言，第1页）。作者相信六朝时代的特点是其社会为贵族所支配，其研究是围绕六朝贵族展开的。这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极多，不过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贵族如何控制朝廷，而是另辟蹊径，探讨他们如何在乡党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进而确立他们在乡党中的地位，并由此进入官界，在朝为政。作者对于汉末以后的基层社会的变动十分注意，他反复提到三国时期“村”的出现的历史意义（第85-86页、286-289页），从社会最基层的聚落的变化中挖掘社会变迁的轨迹。尽管其说不无可酌，但这种分析显然是有深刻的启示。此外，作者着力探讨了贵族如何与乡党结合构成“共同体”，涉及贵族赈济宗族乡里、支撑赈济的观念，赈济产生的影响等，以贵族赈济活动为核心勾画了“共同体”的形成机制。
　　这也是日本学界的一个优良传统。放眼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就对中国历史上的基层行政制度，如汉代的乡亭里、北魏的三长制、唐代的乡里邻保制度等；基层聚落，如汉代的里聚、三国以后出现的“村”、“坞”等；以及各类民间组织，如社、佛教社邑与行等；活跃于民间的豪族等均进行过长期持续的研究。8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从“地域社会”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新动向。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还产生了不少贯通上下，从结构关系的角度探究中华帝国性质的力作，如西嶋定生通过分析汉代的二十等爵制来认识汉帝国如何进行个别人身支配；增渊龙夫通过分析汉代的“游侠”对汉代民间秩序的揭示以及宇都宫清吉在分析汉代豪族的基础上对汉代帝国构造的认识，以及尾形勇在对汉唐“家”与国的剖析之上对帝国性质的研究等都是有代表性的研究。
　　相形之下，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朝廷展开，对上述领域只要零星涉及，更缺乏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有影响的成果。除了20多年前出现过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说进行的社会结构系统分析以外，很少对中国社会作立体的、共时性的结构剖析。仔细比较，除了研究关注点的局限，在分析思路上，中国学者偏重追寻问题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强调的是通“古今之变”，更关心历时性的分析。因忽视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无法找到结构分析的立足点，应该说也是一个原因，谷川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和启示。
　　其次，作者对贵族精神世界的高度重视，也与众不同。过去受到经济决定论的束缚，研究贵族多从经济的角度加以界定，强调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对此，作者提出不同见解（第129—130页），强调“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必要资格，在于其人格所具有的精神性”（第206页），旗帜鲜明地反对仅从大土地所有的侧面认识贵族，开辟出分析贵族精神世界的新领域。。
　　作者以北魏末年杨椿对子孙的训诫为例，详细探讨了北朝贵族的伦理观念。认为这是“超越对于权势、财富的欲望，选择生存于士人之道义的世界的立场”这是一种“公共的世界”，也是“当时身为士大夫者所应该遵守的伦理准则”（第196页）。因这种态度而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使人与人的相互结合成为可能之社会伦理的实践”（第202页），并具体研究了实践中这种伦理如何促成贵族成为乡党的指导者。他认为当时大多数贵族拥有广大田产，但贵族存在的基础还包括大土地经营所无法涵盖的内容，具体说来，是围绕大土地经营而生的物质契机，如救济用的“余粟”，产生的精神作用，即贵族对名利的超脱，使他与乡党的结合成为可能（第204-205、274-280页）。在作者看来，赋予贵族人格特质的精神性不仅限于伦理意识，还扩展到了学问、思想、文学等各个文化领域，而其根底在于古代以来形成的礼制观念（第206-207页）。在其他部分作者又进一步提出，这种精神的培养来自于学问，学问是旨在人的教育的知识体系，“学问是贵族得以存在的依据”，是支配民众所不可缺少的机能（第99页）。
　　随后，作者又通过分析西魏苏绰的《六条诏书》与北魏均田制的理念，指出两者分别贯彻了贵族的观念。他认为“诏书的立场虽乍看似站在国家的高度，其实应该说仍不过是从士族基层立场出发的”（第228页）,其意义在于“士大夫伦理由诏书这一国家的意志形式而明文化了”（第232页）。均田制则是士大夫农本主义理念的政策化形式、体制化形式（第246、255页）。按照作者的思路，两者实际体现了贵族观念深入朝廷的制度中，体现了他们对朝廷的支配。
　　贵族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是作者把握六朝时代特性的关键。正是这种超脱名利的自我抑制的观念及由此而生的实践，使得贵族成为乡党的指导者，确立了在乡里的地位与威望，形成自立于朝廷的存在，并通过“九品官人法”进入官界，并将其理念引入朝廷的政策中，实现贵族对朝廷的支配。
　　这种分析令人耳目一新。过去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学者更重视对所有制、经济活动的考察，涉及思想也只是少数思想家的思想而已，忽视对日常伦理的研究，更没有意识到它与人们行为的密切关系，作者的研究具有突破意义。
　　至于本书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作者所提供的事实不足以支持其“共同体”理论。作者在研究中提到的“共同体”主要就是汉末田畴集团及晋末的庾衮与郗鉴集团（第88-91页），并认为这些“共同体集团”“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第91页），仅就这三个集团而言，汉末的田畴集团最多活动不过15年[1]。西晋末的庾衮在禹山的活动前后仅1年多，加上后来在林虑山与大头山的活动，充其量也不过四、五年。[2]郗鉴集团从开始在峄山避难到退至合肥，存在了大约12年。[3]就作者引用的这三个例子而言，相对于近400年的六朝时期，它们活动的时间是短暂的，不足以证明它们“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即使将晋末北方出现的诸多坞壁也考虑在内，这些集团也只是在局势动荡的时期中存在，随着形势好转或自行解散或降服朝廷或为朝廷军队所攻破，见不到历经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例子。
　　另一类，也是更多的证据来自贵族对乡党的赈济。作者认为这种活动使得贵族在乡党中获得了威望，从而确立了他们的支配地位。其实这种赈济活动与结成共同体的关系也是有疑问的。总体看六朝时期天灾、战乱频仍，实际具体到某个地区，400年间遭受灾乱的机率未必有多少，[4]此其一。其二，出现了灾乱，不仅是贵族进行救济，当时的朝廷与地方州郡县也承担赈济的责任，因此也难以过高估计贵族的作用。其三，即便是贵族出面救济乡党，这种一时性的活动是否能够普遍产生作者所说的贵族的威望，并形成贵族与乡党的密切结合，也是不无疑问的。作者虽然举出了若干例证，但究竟具有多少普遍性，也需要更多的证据。毕竟作者承认，当时也有许多与此背道而行的贵族（第193、194-195页）。
　　进一步分析，作者虽然关注社会的基层结构，却不是将研究的重心移到基层结构本身，再进行“自下而上”的观察；而是以贵族为焦点的“自上而下”的观察。“乡党”在作者的研究中只是一个空洞的概括，充当为贵族支配的对象，而没有任何主动性。透过“贵族”来把握基层社会，相对于以朝廷为中心的研究，是分析重点的下移，而不是思路的转换。结果不免放大了贵族在乡里的作用，而忽略了乡里的一般情况。要知道有贵族生活的乡里毕竟不能说占到全部乡里的多数。
　　夸大贵族的作用的另一表现是认为贵族基于共同体而具有相对朝廷权力而言的“自立性”。这种贵族的自立性是内藤湖南以来的日本京都学派的学者所坚持的基本观点之一（第263页）。作者的贡献在于指出了这种自立性的来源是贵族与乡党的结合与贵族对后者的支配（第186-187页）。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也言过其实。
　　这一思路也局限了作者对材料的挖掘使用与分析的视野。作者在资料的运用上几乎全部依靠文献，特别是正史，而基本忽视了墓志、碑刻与造像等石刻资料，以及敦煌文书。正史记载的主要是皇帝官宦的经历，很少保存关于基层与民众的正面描述，有其特定的视角与局限。以此为据难以跳出“贵族”圈子来认识历史，无法从其他角度认识当时的基层社会，尽管他高度重视三国以后“村落”出现的意义。实际上这一时期各地村落中广泛出现因信佛兴福而结成的“邑义”，其中活跃的主要是普通村民，僧尼与地方官员，从事各种类型的集体活动。“邑义”是当时存在的带有作者所说的“共同体”色彩的组织，而且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对此做过系统的研究，[5]这应是作者可以大展身手的领域，作者却完全忽略了“邑义”的存在。这种背景下提炼出的社会基层结构恐怕不能说全面。
　　作者倡导“以中国固有的逻辑来把握中国史全过程”，并为此作出了相当的努力，应该说至成功尚有距离。且不说他所使用的“古代”、“中世”与“近代”这样的概念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历史分期的痕迹；试图参照西方捕捉中国如何超越自身的古代史（第61页），也是相信中西发展道路平行可比；就是对“共同体”的强调，亦暗含相当的西方色彩。西方的中世纪由于基督教会的深刻影响，人们以附近的教堂为中心组成“parish”（教区），定期聚会，组织各种宗教活动，促进人们相互认同[6]。“community”（共同体）由此而生。中国历史上并无对应物，即使是佛教的“邑义”，其活动的内容与强度均远逊于“教区”。而将贵族影响下的结合称为“共同体”就更夸大其凝聚作用。西方中心论被作者从前门赶走，却又从后门溜了进来。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共同体》一书的译文流畅，准确，可惜校对上存在不少瑕疵，有损原书的品质。书中数十次提到日本学者堀敏一，只有个别几处正确，大多数都误作“崛”敏一，实在不应该。另外，书中第96页六次提到崔□，均写作“崔快左陵右”。这当是译者对排版造此字的说明，编辑不察，误入正文。第308页引《魏书·李崇传》的一条材料，三处将“兖”州讹为“衮”州，“除”误作“徐”。其他校对错误也还有一些。对于中华书局这样一个以出版古籍见长的老社来说，出现这类错误有失声誉。
　　[1]《三国志》卷11《田畴传》，他自初平三年（192年）刘虞死，始入徐无山，至建安十二年（207年）迁邺，前后15年。
　　[2]《晋书》卷88《孝友·庾衮传》，第2282-2283页。
　　[3]《晋书》卷67《郗鉴传》，第1797页，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43页。
　　[4]关于战乱的实际影响，我曾做过分析，见《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55-61页。
　　[5]如那波利贞：《唐代社邑に就きて》《史林》第23卷第2、3、4号（1938年），《佛教信仰に基きて組織せられたる中晚期唐五代の社邑に就きて》《史林》第24卷第3、4号（1939年）；塚本善隆：《龍门石窟に現れたる北魏佛教》，收入《支那佛教史·北魏篇》，弘文堂，1942年；山崎宏：《隋唐時代に於ける義邑及び法社》，收入《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清水书房，1947年；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五章（1956年出版于法国）等。
　　[6]参Leopold Genicot,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West. chap.4. pp.90-107.The Jone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

答题时千万不要看答案呦，否则会后悔的．好了，我们开始吧．

1，当你进入一个原始大森林时，你最想看见什么动物（请自己想，再写下）

2，你继续向里走，看见了一个很漂亮的宫殿，门口有一个很帅（漂亮）的人向你招手，你进不进去？（请自己想，再写下）

3，你继续向前走，看见了一条小河，你打算怎么过去？

A，游泳　B搭桥　C找船

4，你继续向前走，有一个井，你希望井里的水是：

A溢出来的　B与井口一齐　C一多半　D一半　E，一少半F没有

5，以继续向前走，到了悬崖边，你希望悬崖下是什么？

A城市　B田野　C村庄　D大海

6如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想象，你向往零花钱有多少？

A50　　B70　　C90　　D100

答案～～～

1，你所想象的动物是你以后的丈夫（妻子）的形象。

2，如果进去说明你的自制力不强，不进去则相反。

3，A说明你自理能力强B说明你的自理能力一般C说明你的自理能力很差

4，A说明你以后很有钱B说明你以后比A少一点C说明你的钱比B少一点
D说明你的钱不多不少E说明你钱很少F说明你没有钱

5,你选择的就是你以后生活的地方

6，你选择的就是你死时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