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氏零度

摇曳

Fri, 25 Jul 2008 17:08:19 GMT

夏天的酷热总是在期盼凉风中度过。微风吹来，树枝在轻微的舒展中来回晃动，自然的摇摆似乎就是一宗态度的宣泄。沉迷于一件事物是好事，因为那是一个自己可以试图去企及的目标，所以对于宁的自行车远程计划，我极为欣赏。无论你在一种生活状态中麻醉了多久，偶尔一次的放纵与离经叛道会有着说不出的惬意与舒畅。自己虽然总想着去做一些事情，却总是在回忆与筹划之中面对着眼前要结局的诸多事宜徒增慨叹而已，宛若那树枝在左右之中摇曳。很多事情的记忆已经太过遥远，很多目标的期盼也已失去了动力。渐渐忘缺了今天与明天的自己之间是怎样的画着轨迹……

无时无刻

Tue, 24 Jun 2008 14:31:22 GMT

越来越迷恋那些捎带玄思的电影，所以Cashback也归结到自己喜欢的那一类。与其他电影不同的是，吸引我的是以前最觉得无聊的电影旁白。带有深刻反思性的话语，使得电影画面本身的色彩淡了下去。在物欲横流的镜像背后，一些编剧开始走向了柏拉图之路，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个变化。结局过于平淡和理想化，所以电影的离经叛道没有一以贯之的好好执行下去，可以说是艺术品的可惜与人性的欣慰吧。结局时的话语也很有禅悟的味道，有些自己曾经的心态的共鸣。

You just have to see that it’s wrapped in beauty and hidden away between the seconds of your life. If you don’t stop for a minute, you might miss it.

如隔二十一秋矣

Sun, 01 Jun 2008 14:06:43 GMT

今年身体素质实在不行，眼角毛囊发炎尚未根治，继而又离奇过敏。全身敷药的结果，自然是坐在宿舍几乎是足不出户。古人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番累积自然是寒暑以十为计算单位。心中百无聊赖，读书看电影都无法排解抑郁之感。天公似有体贴之意，暴雨不断，映射心境。姐姐素来知我体质，一看广东地区阴雨不断，就打来电话嘱我小心身体防止过敏，孰料已是病发之后。人说静寂之时最爱胡思乱想，果不其然。关师一直教诲要学会修身，自己亦试图走理学自注之法，终不能万物化寂，看来修心此路之艰难比之学业亦不遑多让。家里开始担心我的身体，不断询问医生医术如何，只能苦笑回答。看来史学之才学识德，最终一项在任一领域都是极高标准。老爸身体最近也不是太好，但仍是在电话中催促我治病吃药。一直以来，那种高大的背影似乎在我们之间的交流上都带来一种似乎是说不出的隔阂，一些电视荧幕或者岭南地区的交流方式在我们那边的生活格局中是极难见到与付诸实施的。但是姐姐两天前发来的短信让心里有了一种充斥的感觉，“咱爸可疼你，时时挂念……”

转贴：王震邦：两岸史学的现况与展望——罗志田访谈

Tue, 23 Oct 2007 10:32:05 GMT

两岸史学的现况与展望——罗志田访谈
　　王震邦(以下简称王)：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中，无论在体制、观念与行为上
　　，留学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与媒介，每一世代的留学生，往往都有以所学新知来
　　振兴国家、再造文明的壮志宏愿，而社会大众，一般而言，也对他们抱持着相当热切的
　　期望，例如二、三十年前的台湾，便普遍认为，只要有留学生，民主的目标终有实现的
　　希望。不过，由于近代政局动荡，战乱频仍，一代代留学生的努力并没有得到长期积累
　　的机会。作为一个学历史，而又参与此一历史大潮、身历其境的人，你对这种外部文明
　　对中国文明的刺激，有何看法？此外，中国大陆在开革开放之前的整个冷战时期，主要
　　的留学对像是苏联与东欧各国，这一批留学生对中国有怎样的意义？他们和留学欧美的
　　中国留学生有怎样的不同？这两个不同群体彼此之间又有怎样的世代差距？
　　　　罗志田(以下简称罗)：整体说来，当年留学苏联与东欧(主要还是苏联)的那一批留
　　学生，絶大多数学的是自然科学，固然还有些研习文史的人，例如以前社科院世界史研
　　究所的所长便是留苏出身，专攻西洋古代史；我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历史系的老师中
　　也有两位教苏俄史的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不过，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他们对中国的史
　　学发展发挥过怎样的影响，实在很难评估。对于这一段历史，目前也还没有人做过深入
　　的讨论。至于后来留学欧美的文科留学生，一方面，学习社会科学的人数较多，学文史
　　的则极为有限，学成回国的，更是寥寥无几；同时，这些人的个别差异极大，很难形成
　　一个明确的群体。他们当然多少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作用的程度，恐怕并不深远。
　　　　至于你刚才所说的，对留学的那种乐观期望，我认为主要并未体现在民主上面，而
　　是在富强上面。在中国大陆，从政府到民间，一般都以为，这批海外留学生回来以后，
　　让中国在生产和建设事业上，得到较大的发展。其实，这些人回到中国以后，失败的例
　　子也不乏其人；尤其在早期，他们所学的那套西方的组织与管理方式，与中国社会的实
　　际状况凿枘不入，很难有一展长才的空间。不过，近些年来，大陆社会西化的脚步越来
　　越快，这些人也就越来越适合，其作用也较为明显了。相形之下，文史学科的留学生，
　　似乎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当然，这些人回来以后，也会带来一些具体的局部改变。
　　　　以今日的信息沟通条件言，中外思想学术的交流不一定落实在一些个人和群体处在
　　什么区域。现在大陆史学界非常强调"追随"外面的东西，许多学术机构都把 "与国际
　　接轨"作为努力的目标，事事追逐西方学术的流变。近年史学界受拜物世风之影响，颇
　　关注下层百姓的吃喝玩乐。这对弥补过去的缺失当然是非常有益的，但近代中国史上一
　　些非常重要、亟待深究的问题，反倒乏人问津。例如，像甲午战争这个或许是中国近代
　　史上最具转折性的关键事件，就少有人从事深入的研究。不少学界同行私下讨论时，常
　　常感叹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问题，几乎都已经做完，今后不知该怎样指导学生了。他们
　　似乎没想到，其实还有无以数计的大题目，还等着有心人去开拓。
　　　　王：史学界"问题已经做完"的说法，多少反映出当今历史工作者在"问题意识"
　　上的高度匮乏。在目前激烈的学术竞争下，一门没有问题意识的学科，是否会沦于自然
　　淘汰的命运？
　　　　罗：从目前的状况观察，大陆的历史学也很难说一定会被淘汰。虽然很多人都有"
　　问题已经做完"的焦虑，不过，大多数历史学者依旧是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研究工作。不
　　管他们心里怎么想，毕竟还是得面对日常的现实要求。作老师的，既要指导学生，又须
　　应付日益严苛的学术评鉴；尚未升等的固然有升等的压力，已经完成升等的，每年仍需
　　达到一定数量的学术指针。至于学生，更是有获取学位的迫切目标。因而，无论如何都
　　得找点题目来研究；实在找不到，也要想办法"填补空白"，或者干脆去把某些已经研
　　究得差不多的题目，进行所谓"系统的"整理。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学术体制下，任何
　　学科的系统性总结工作，通常都是由已有相当成就的资深学者来承担，绝非一般新进的
　　初学者所应从事的目标。我怀疑，大陆一些年轻学人所以要选择这类系统整理式的研究
　　课题，或许便和学界所弥漫的"问题已经做完"的心态密切相关。
　　　　王：近代史研究也牵涉到"学术与政治"这项议题，非但其开创人物相率弃学从政
　　，卷入实际政治，甚至连这门学科的成立宗旨，都摆脱不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罗家伦、
　　蒋廷黻等人当年创立近代史的学术领域时，便有意识地强调要吸取最近的历史经验，以
　　便对中国政治的弊病提出救正的方法。因此，像蒋廷黻对琦善之外交政策的翻案文章，
　　以至郭廷以后来所写的《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一文，所共同关怀的，都不外乎中国处此
　　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应该如何应付这些严峻的挑战。受限于知识生产的特定历史条
　　件，近代中国的史学发展似乎与现实政治一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当前海峡两岸的历
　　史学界，恐怕也不能例外。以台湾而言，不同历史教科书所建构的不同历史记忆、所灌
　　输的不同历史意识，正是统独两派不同政治立场彼此交锋的意识形态战场。大陆方面，
　　或许也会有类似的情况。譬如，据说最近上海新修的历史教科书，便把从太平天国以至
　　共产革命等近代史上一连串的重大政治事件，统统删略不提，而完全只描述社会、经济
　　、人口等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历史书写，或许有其特定的政治意图与效应。面对
　　这种发展，作为历史学科的专业工作者，我们应该如何自我定位？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现
　　实使命感与学术工作的专业尊严之间，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自处之道，来维持这两者之
　　间的平衡？
　　　　罗：我并没有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上海新出的历史教科书我也还没看到，难以
　　置评。不过，我以为，不管中国有怎样的文化传统，自二十世纪初新的教育学术体制建
　　立后，专业性学者至少已有了存在的空间，可以不问现实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我
　　自认是比较偏向这种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类型，平常不太关注本学科之外的事务
　　；偶尔扮演一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大抵也都是因为别人碰触到与史学相关的问题，
　　或是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使学生感到迷惘与困惑。遇到这种情形，我有时会
　　觉得应该表示一点自己的意见，让大家知道还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不过，也就是仅此而
　　已。
　　　　当然，在报纸、电视等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以"一孔之
　　士"自居，对外界的重大事件与国家前途漠不关心。其实，我很敬佩部分"知识分子"
　　关怀社会现实的热忱，例如农村问题、城市民工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但是有些
　　人所关怀的范围未免太过宽泛，去年大陆某电视台举办"超级女声" 的选拔赛，风靡全
　　国，连史学界里都有人出来撰写文章，发表议论。当时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凡是对
　　'超级女声'发言的，就是知识分子；不发言的，就是专业学者。"我觉得，现代社会
　　多元发展，像"超级女声"这样的活动，倒也无伤大雅，实在不必劳动"知识分子"大
　　动干戈。
　　　　今日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渐有变成"公众知识分子"的倾向，凡是媒体有兴趣的
　　都愿"参与"，而不管自己是否具有特定的知识背景。我想，个人力量总是有限的，现
　　代社会也要求细密的分工，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所属的领域中尽心努力，倒也不失为
　　合理的安排。然而，那些"知识分子"固然不太喜欢专业学者，却又始终要维持"学者
　　"的认同。我倒希望他们能撑起鲜明的旗帜，清晰地划分出知识分子与专业学者之间的
　　区隔，不要让年轻人造成认知上的混淆。
　　　　王：你曾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天翻地覆的重要转折点；同样的，八年抗
　　战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也极其深远。可是，两岸史学界对于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
　　，虽然做过一点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夷考其实，大抵都是以考订史实为主的"史释
　　"之作，而几乎看不到一部规制恢闳、统摄全局的"史著"之作。所以如此，除了史料
　　不足之外，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干扰，是否也是造成这种缺憾的重要因素？
　　　　罗：中国近代史研究何以始终不曾出现过具有突破性成就的杰出学者与史著，我个
　　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尚未累积深化到成熟的程度，而又不断遭
　　到战乱与各项变故的阻碍，许多早期的开创性学者如罗家伦、蒋廷黻等人，也都没能长
　　期坚守岗位，甫肇其端，未及深入，便中途弃学从政去了。相形之下，古代史研究的发
　　展，便健全得多，也产生过像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卓然有成的学者。这种差异和近
　　代史本身的复杂繁难不无关系，但是，从业学者的更迭频繁，未能持续专注于此，或许
　　也有相当巨大的影响。目前，这种弃学他顾的趋势，似乎仍有不断延续的迹象，近代史
　　研究当然也就更不容易出现能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与著作了。
　　　　或许与此现象相关，在我同辈或稍年轻的学者群中，普遍抱有一种感慨，认为现在
　　大陆学术界群龙无首，希望能有一些领导人物出现。这种现象，也让我觉得有些不安。
　　其实，"群龙无首"，没有了所谓大师或掌门人，不正是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大好契
　　机吗？平心而论，抱有这种感慨的学者，并不是想回到昔日"定于一尊"，思想划一的
　　年代，只是觉得目前学术界龙蛇混杂、光怪陆离，缺乏一套评骘去取的准绳，因而殷切
　　盼望出现一些众所推尊、一言九鼎的学术共主。据我所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我则认为，真正可忧的，不是"无首"，而是人人自视为"龙"，互不相下；如果真
　　能彼此尊重，道并行而不相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未始也不是一桩可喜的美事。
　　　　王：所谓"群龙无首"的"首"，有两种不同涵意。一方面，它可以是一个学术社
　　群经由内部的良好互动与合理竞争，遵循一定规范，所自然形成的，具有高度正当性的
　　学术权威。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由外部势力强行指派，藉以箝束思想，使学术为特定
　　目标服务的政治性领导。你说的"首"，如果指的是第一种，则"群龙无首"的现象或
　　许反映了大陆学术界其实尚未形成一个独立自主，有着明确规范与准据的学术共同体，
　　而台湾学术界，恐怕也是如此，都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如果指的是第二种，那么，大
　　陆学者的感慨是不是也透露出以往政治力量长期宰制学术，所留下的阴影与后遗症？
　　　　罗：大陆学界所期盼的群龙之首，大体上指的是第一种。简单地说，他们希望能出
　　现像梁启超那样领袖群伦的人物，对人才的拔擢、学术的品评，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力。
　　这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不乏其例，最有名的便是陈寅恪。陈寅恪尚在留学期间，在学
　　术界已颇负时誉，顾颉刚讨论国学的五个流派时，便推崇他为其中一派的代表。事实上
　　，当时陈寅恪并没有任何足以称道的研究成果，只不过发表了几首诗和一封《与妹书》
　　，要是依照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甄选，根本不可能有出头的机会。但是，陈寅恪却能甫回
　　国立刻当上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这当然归因于他的学力得到了某些权威的肯定（
　　却未必是外间传说的梁启超本人）。今天大陆学术界良莠不齐，标准混乱，即便设有若
　　干学术奖励，其公正性也未必为众人所共许，因而大家所殷切期待的，也正是那种既能
　　公正无私地识别人才、提携后进，又能树立学术规范、品评优劣的学术权威。这种期盼
　　，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我个人始终觉得，中国文化一向崇尚"定于一尊"，直到近代
　　，才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定于一尊"的呼声。也许我们应该继承这种近代所形塑出的新
　　传统，更进一步发扬光大之。
　　　　王：那么，史学界内部的学术评鉴是否可能建立一套比较客观公正的机制？在台湾
　　，这种机制始终难以确立，在大陆，情形又是如何？
　　　　罗：依我看，恐怕也很困难。目前学术界所面对的，以量化为标准的评鉴压力，主
　　要来自各机构的领导部门。例如，北大现行规定便要求教师必须在一定年限内升等至一
　　定职级，否则便只有离职一途。这种办法，当然有其正面作用。在此之前，学术界里往
　　往有些人以修成"大家"自期，可是花了十年工夫，却连一篇小文章也没发表过。现行
　　规定，至少可以矫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过，流弊所及，却不免让新进的年轻学者为
　　了应付升等与评鉴在时限与数量上的严格要求，只好尽量求其速成，而不敢去碰触耗时
　　费力的大题目。要是全校，乃至全国，都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大概便永远无法期望学术
　　界会有大师的产生。我们都知道，做历史的人，超过一定年纪，或许在史识与功力上会
　　有所积累，但是，与此同时，那种年轻人特有的大胆突破的锐气，大概也都消磨殆尽了
　　。对于学术的创新而言，这种锐气实为弥足珍贵的重要凭借。如果年轻学者都困于功令
　　，只敢从事谨小慎微的研究，等到他们应付完升等之类的要求，恐怕也颇有年纪、锐气
　　全无了。如此循环相继，整整一两个世代的学术界，或许都没有办法出现重大的突破与
　　贡献，而唯有寄望于不为制度所羁绊的不世出天才了。
　　　　另一方面，在这种学术体制的桎梏下，学术界的学术品味也会逐渐趋于僵化，纵使
　　个别学者偶有较具原创性的构想，也往往甫行提出，便遭负责评审的学者扼杀抑制，很
　　难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此，我深觉像我这样年纪的学术工作者，应该具备容忍异见
　　的宽大胸怀，遇到自己不欣赏的研究题目，更要格外谨慎，反复酙酌后，再下否决性的
　　判断。总之，举凡带有开创性与创新性的事物，通常都与当前流行、大家都能接受的标
　　准，多少有点扞格不入。大陆学术界现在似乎并不鼓励这样的尝试，这对日后的学术发
　　展，未始不是一项严重的隐忧。
　　　　王：你在大陆史学界，可说是资深的学术权威了。对于两岸年轻一代的学者，你有
　　怎样的期望？他们将来的发展，是否有比较乐观的前景？
　　　　罗：学术权威谈不上，老教授倒是名副其实。理论上，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
　　一辈的成就总会超越年长的一代。或许发展到某一阶段，大批杰出人才同时并起、引领
　　风骚，也不无可能。总体来说，我还是相对乐观的。其实，因为近代中国实在有很多不
　　如意的事，研究近代史，相对而言，要比研究古代史更少乐趣，如果不抱持着一点理想
　　与希望，恐怕很难维持继续探索的动力。当然，截至目前，我们还看不出这种璀璨前景
　　的明显端倪。
　　　　王：你的治学取向，一向强调历史的多样性，既重视社会与文化、思想等不同因素
　　的交叉互动，也非常注意传统与现代的杂糅融会，这当然是与你求学过程所养成的寛阔
　　视野密切相关。那么，依据这一标准，你对目前大陆史学界一般同道的长处与短处，会
　　有怎样的评估？
　　　　罗：中国近代有一项特色，便是既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又受到现代西方的巨大冲
　　击，因此，如果对这两方面都有兴趣的话，自然会对了解近代中国有着很大的助益。但
　　是，中国大陆以前培养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对于时间的断限非常坚持，做近代史(1
　　840-1919)的人基本上不看1919年以后的材料，做现代史(1919-1949)的人则不看1919年
　　以前的东西。最近虽然有些人主张打破这样时间界限，把近、现代史打通成一片，从18
　　40一直做到 1949，甚至往上追溯到晚明，不过，这样的呼声毕竟还不很普遍。因而，我
　　以前的一些同事，他们的长处就在于对自己所研究的那一段的基本史料，都相当熟悉。
　　比如一位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对与辛亥时期有关的材料与著作，大概都读得很多，掌
　　握得相当完整。这当然有其优点，可以把问题做得更深入。可是，他们往往对以前和以
　　后的东西不很关心，不愿多看。总体地算下来，这种做法还是相当吃亏的。有些同事申
　　请了研究课题后，常常严格地集中在此一课题上，不遑他顾。这样一来，一个课题做完
　　就完了，等到做下一个课题时，又要另起炉灶，从头开始，不但耗时费力，也难以在学
　　术上有所积累。可以说，现在大陆史学界有一部分学者，特点是目不斜视，只关心跟自
　　己研究有关的问题，其它的一切，概不注意。这样的好处，当然是对所研究的主题观察
　　入微，看得清清楚楚，坏处则是不免见树不见林，不能把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放进更大
　　的时空脉络。这样一来，或许比较无法了解历史的整体面貌，也不易掌握它的意义。
　　　　王：你说的这种情形，在大陆史学界普不普遍？还是只是个别现象？
　　　　罗：这情形以前可以说相当普遍，这也是当年的学术体制所造成的结果。大陆学术
　　界里，各门学科的学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学会每年都会召开多次学术会议，学者
　　为参加会议、发表论文，研究的重点也就会慢慢被引导到特定的方向。而大陆的近代史
　　研究，却有一项特点，那就是近代史本身并没有一个整体性的学会，而是分成三个不同
　　的学会：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与辛亥革命学会。如此一来，自不免导致一种偏颇
　　的现象：这三个专题之外，中国近代史上其它问题便很少有人问津，例如太平天国之前
　　的历史，如鸦片战争史，除了茅海建等少数学者，几乎无人关注。另一方面，即使是研
　　究这三个专题的近代史学者，也往往只关注单一的对象，不暇他顾；例如一些研究辛亥
　　革命的学者，便只注意二十世纪初短短数年的历史，既不看此前不久的戊戌变法，也不
　　管民国成立以后的变化。这种特别的学术体制，未必是有意的设计，当初所以只成立这
　　三个学会，虽然多少与这三段历史被官方意识形态视为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三
　　大高潮有关，却也很难说一定是出于某些人特定的预设。多年来，大陆史学界其实也不
　　断有人努力想把这三个学会合并成一个整体性的近代史学会，却都没能成功。这种体制
　　当然也有其长处，唯流弊所及，却不免进一步强化了刚才我所说的那种集中化、狭隘化
　　的趋势。
　　　　王：两岸数十年来的史学发展，长期都处在"追随西方"的风气支配下，以致一代
　　一代的学者，彼此取径不同、问题意识迥异，很难形成学术的积累与传承。你认为，我
　　们现在有没有机会重建中国史学的"学统"，树立本身的自主性？
　　　　罗：其实，许多前辈都曾经提到过一些重要的方向。如李济从年轻时期一直到晚年
　　在美讲学，便反复强调语言能力的重要。他认为，多懂一种语言，便能多增加一种思维
　　方式。当然，李先生讲这段话的用意，多少是劝诫西方学者一定要先精通中文，才有能
　　力来研究中国。不过，他也指出，如果中国学者能用中文以外的语言来思考中国，一定
　　也会对平素习以为常的事物，得到许多不同的认识。目前海峡两岸年轻一代学者所掌握
　　的外语能力，一般而言，要比年长一代强得多。我深切盼望，这种多语思维的能力，能
　　有效运用于对史料与史实的深入理解与诠释，进而产生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傅斯年也曾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这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十分
　　重要却常遭忽略的话。他指出：西洋学者研究中国，对于文字审求、文籍考订等方面，
　　永远一筹莫展。我个人以为，傅先生这种说法，或许稍嫌武断。如今天一般中国学者对
　　中国文字典籍的理解，连传统三家村学究的程度恐怕都赶不上，则我们阅读中国古籍的
　　能力，究竟比外国学者强多少，恐怕还是未定之数。不过，整体而论，中国学者理解与
　　诠释中文史料的能力，大致还是比外国学者更有利的强项。傅斯年后来在史语所里聘用
　　了严耕望、王叔岷等青年学者，也大力提拔了四川的王利器等人。这些人，特别是二王
　　的研究取径，大致都是以基本文献的考订解读为主，与史语所强调动手动脚到处找寻新
　　材料的主导性学风大异其趣。由此可见，傅斯年在与西方学者竞争"东方学之正统"的
　　努力过程中，虽刻意借镜他人所长，鼓吹史料的扩大与征集，却也并未弃己所长，疏忽
　　了文献典籍的解读与诠释工作，也就是他后来说的以"全汉的问题"来"建造中国史学
　　知识之骨架"。
　　　　我以为，研究历史，不但要深入阅读史料，更要设身处地，尽力从当时人的想法与
　　关怀出发，来产生出真正的问题，也就是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所言，要在提问
　　之际，改变自己的意识，以返回到活生生的过去。在此一层面上，李济所主张的双语或
　　多语思维，与傅斯年所谓史料文献的解读必须仰仗文化传承的助力，都可说是确凿不移
　　的精当之论。陈寅恪在史学上的卓越成就，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因此，如果我们能掌
　　握本身特色、发挥所长，努力不懈，长此以往，必能获致丰硕的成果，做出更多的贡献
　　。
　　　　王：发挥我们自身的特色与原创性，当然是大家所共同期待的目标。但是，这种境
　　界毕竟有待于个别学者的天才独造，而无法依靠刻板的规划与设计来达成。由此而言，
　　当前两岸的学术体制，似乎都只有抑制个人才具充分挥洒的负面作用，就像是传统科举
　　制度以八股取士，负才不羁的狂狷之士，若非俯首下心，与现实妥协，往往蹉跎不遇，
　　备受摧折。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实例？
　　　　罗：我虽未亲眼目睹，想必总有这样的实例。两岸学界目前这种计时程功，以量化
　　为准据的学术评鉴制度，即使不刻意压抑天才，这些人恐怕也只能主动束手就范，否则
　　便随时有出局的危险。不过，我倒不以为近代以来备受抨击的八股考试太过抑制人才。
　　其实，传统的诗文格式如八股文、律诗等，其共通的核心旨趣，正不外乎"出新意于法
　　度之中"，亦即要求我们在一定的规则限制下，从事创新。这种办法，理想与否，我不
　　敢妄下论断。但是，就像体育竞赛一定要有大家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一样，治学为文也
　　要有固定的章法，才能决定胜负、衡量优劣。而一有规则章法，自然免不了设下若干限
　　制。人才之崭露头角，便是要在特定章法与规则的局限下，犹能别出心裁，有所创获。
　　把人才沦胥全然归罪八股，严格而论，未尽公允。事实上，正反之说都可以找到统计学
　　上的有力依据。我们很容易举出诸多例证，坐实八股埋没人才的罪名；然而，科举考试
　　以八股取士，前后凡数百年，其间却也是人才辈出，美不胜收，像近代史上的曾国藩、
　　蔡元培等人都出身场屋，难道就不是人才？再如16岁就考上举人的梁启超，毕生著述不
　　下数百万言，更是不世出的豪杰之士。可见八股未必就是一般所指埋没人才的祸源厉阶
　　。当然，这其中也有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差异；每逢思想解放的时代，法度宽松、崇尚新
　　意，才智之士自由表现的空间也就比较开阔。不过，长远观察，对于法度的重视，还是
　　比较契合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杜甫的诗句说："窗含西岭千秋雪。"雪岭千秋，浩浩
　　茫茫，却依然需要用一扇窗户框起来，否则便不成图景；反过来说，虽尺幅之窗，而千
　　仞之山、四时之雪尽纳其间，可供挥洒的天地，也不可谓不大了。我所说的法度与创新
　　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2007年10月6日：八个一，历史改写！

推荐：《竺可桢日记》

Mon, 24 Sep 2007 08:26:14 GMT

内容提要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1300万字，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1——19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0卷为被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
　　本书遵奉“存真”原则，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生道路，折射现代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

竺可桢(1890—1974)，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在气象学与气象事业、地理学与自然资源考察、科学史、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科研管理和诸多科学文化领域皆有杰出贡献。

侯旭东 :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Mon, 17 Sep 2007 15:12:40 GMT

侯旭东
　　作者提供，刊《唐研究》第9卷，第534—542页，2003年
　　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领袖性学者，特别是在六朝隋唐史方面，更称得上是核心与旗帜。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他提出并倡导运用“共同体”理论研究和把握中国的中世纪，对推动日本学界的有关研究发挥了领导作用。可以说，近三十年来日本有关中国六朝研究的每一步的发展都与谷川道雄先生分不开。最近，谷川先生的大作《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的中译本，经马彪翻译，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中译本的问世对于中国学者进一步领会谷川先生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素材。这里仅就个人研读所得，略抒己见，就教于读者与谷川先生。
　　《共同体》一书并非1976年日文版的简单翻译，而是增加了若干后来的研究论文，应视为原书的增补本。它由12篇论文组成，分为4编。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的检讨与反思，一是对六朝具体历史的分析。前者有第一编中的《中国社会与封建制——有关学说史的探讨》与第二编《中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方法与课题》中的4篇论文，主要分析了日本以及欧美学界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六朝隋唐时代的基本认识，如封建制、佃农制的性质、官僚社会等；余下的各篇属于具体研究，讨论六朝的社会构造，士大夫的地位与作用等。
　　《共同体》一书的构成体现了谷川道雄先生的志趣与追求。与多数致力于具体研究的日本学者不同，他力图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中古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提出系统的解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用怎样的方法和构想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学界多年来的悬案，也是我个人迄今为止关心的最大课题”（第1页）。书中所收论文集中反映了谷川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思考，无论对于了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还是具体认识中国中古历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的主要观点如下：中国自殷商到汉末为古代，汉末三国进入中世纪。殷商之际与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化都是非本质性的，应将殷周革命理解为“原始氏族制社会的飞跃、发展的产物”（第63-64页），其成立的原理是“在保持血缘秩序不变的前提下形成的政治秩序”（第68页）。秦汉社会“基本上仍未能超脱这一原理的框架，甚至可以说不过是同一结构的再编、扩大”（第83页）。汉末三国的士大夫，包括清流士大夫与逸民，从不同角度对汉政权加以抨击，开拓了超越帝国的思想立场。并在知识分子与民众间形成了精神的连带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产生了打倒王朝的政治运动，还孕育着超越中国古代世界成立原理的新时代的起点（第82页）。
　　三国以后的天灾、战乱成为日常化的时代中，人们为了生存而在自然的血缘关系之外结成新的共同体，由此形成与古代社会不同的基层社会结构。共同体结成的契机是对自身私欲的抑制，这主要体现在士大夫身上。他们的自我抑制精神使得他们在危难中救济乡党，共度难关，实现了家族、宗族、乡党与士大夫的共同体的结合（第203-205页）。这种结合就是“豪族共同体”，后又被概括为“名望家统治”（第266页）。这种自我抑制精神从士大夫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扩展到包括学问、思想、文学等各个文化领域的精神特点（第206页），成为“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必要资格”（第206页）。“从这种精神的对象世界反馈的人格评价即乡论，又赋予士大夫以社会指导者的资格。六朝贵族的阶级地位，正是以这种乡论为基础而形成的，而正是这种乡论才是他们得以超越王朝权力而获得自立的社会地位的根基”（第93、202-207页）。在乡论基础上，通过“九品官人法”，六朝的贵族进入官界，实现了与政治世界的结合，成为王朝的支配阶级（第93、140页）。
　　这种新型共同体关系不仅存在于六朝，也延续到了隋唐。北朝实行的均田制的理念与贵族道德的土地观念是有共通精神。汉人贵族与其乡兵的关系是贵族与乡党日常关系的军事机能化，乡兵集团为基础形成的西魏府兵制后成为周、隋、唐各国的军事骨干。科举制也是被作者称为“贤才主义”的新型贵族制的体制化。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共同体世界作为国家体制而制度化”（第105页）。隋唐帝国是一个由胡汉两族的共同体社会经相互渗透、合成，共同建设的新贵族主义国家（第105-106页）。
　　作者提出上述观点不仅是对他本人及前人实证研究的概括和提炼，同时也是深入的理论反思的结果。
　　作者以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以及西方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强调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此说在二战结束后遭到批判，60年代以后又在近代化论中借尸还魂，以专制帝国论的新面貌出现（第169页）。此说突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认为封建制仅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民族所经历的特殊的社会体制（第37、38-39页）。较流行的理论包括白乐日（书中译为“巴拉修”）的官僚社会说、魏特夫的“水利社会说”等，在六朝史的研究中矢野主税与越智重明提出的贵族为寄生官僚说与之遥相呼应。另一种观点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按照五种社会形态来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此说是为了克服“停滞论”而出现的。认为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国奴隶制的特点是秦至唐的家父长家内奴隶制，宋以后流行的佃农制则是作为农奴制的一种形式而存在，标志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第26页）。
　　前一种观点是“多线论”，认为西方以外的地区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后者则是“单线论”，认为中国与西方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轨迹（第1-2页）。不过，在作者看来，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其出发点却是一致的，即“都是以西欧近代社会为标准所得出的结论”（第2页）。前者是从欧美中心的立场出发的认识，将非欧洲世界看作欧洲世界的虚像，让非欧洲世界扮演了强调欧洲世界优越性的角色（第55页），具体说来强调中国的官僚制而忽视了官僚制中自下而上的约束作用（第181、183页）。后者只重视中国与西欧社会的共同性质，并以此为据解释中国社会全体，而遗漏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性质，即以自耕农为主题的共同体社会的长期存在（第19页）。
　　基于对流行理论的深入批评，作者开始摸索新的分析思路。他强调要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去理解其构造与发展机制，反对套用西欧的模式分析中国，乃至其他非欧洲民族。在分析封建制问题时，他指出“不可能把这些民族（指非欧洲民族——引者）的历史局限在欧洲历史的范畴中。说句大胆的话，我们必须从内部入手去寻找能够表现这些民族主体历史的新方法”（第54页）。在为中文本所写的自序中，他又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是“出于如何以中国固有的逻辑来把握中国史全过程的动机所提出的一种假说”（第9页）。在40年前追求搬用欧洲的历史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学术大环境下，这种呼吁与努力具有扭转乾坤的意义。作者经长期潜心研究，在继承内藤湖南创立的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以及六朝地位与特点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六朝历史的系统解释，力图在把握中国历史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揭示其发展变化。其努力正是试图超越上述两种思路。
　　具体说来，作者的研究至少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共时性的结构分析。二是对精神世界的高度重视。
　　首先，作者力图通过从基层社会结构关系理解历史的进程，对中国学界具有重要的启示。用作者的话说，他的研究是“以六朝时代为中心的社会基层结构的考察”，并基于此而“论及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特性”（前言，第1页）。作者相信六朝时代的特点是其社会为贵族所支配，其研究是围绕六朝贵族展开的。这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极多，不过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贵族如何控制朝廷，而是另辟蹊径，探讨他们如何在乡党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进而确立他们在乡党中的地位，并由此进入官界，在朝为政。作者对于汉末以后的基层社会的变动十分注意，他反复提到三国时期“村”的出现的历史意义（第85-86页、286-289页），从社会最基层的聚落的变化中挖掘社会变迁的轨迹。尽管其说不无可酌，但这种分析显然是有深刻的启示。此外，作者着力探讨了贵族如何与乡党结合构成“共同体”，涉及贵族赈济宗族乡里、支撑赈济的观念，赈济产生的影响等，以贵族赈济活动为核心勾画了“共同体”的形成机制。
　　这也是日本学界的一个优良传统。放眼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就对中国历史上的基层行政制度，如汉代的乡亭里、北魏的三长制、唐代的乡里邻保制度等；基层聚落，如汉代的里聚、三国以后出现的“村”、“坞”等；以及各类民间组织，如社、佛教社邑与行等；活跃于民间的豪族等均进行过长期持续的研究。8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从“地域社会”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新动向。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还产生了不少贯通上下，从结构关系的角度探究中华帝国性质的力作，如西嶋定生通过分析汉代的二十等爵制来认识汉帝国如何进行个别人身支配；增渊龙夫通过分析汉代的“游侠”对汉代民间秩序的揭示以及宇都宫清吉在分析汉代豪族的基础上对汉代帝国构造的认识，以及尾形勇在对汉唐“家”与国的剖析之上对帝国性质的研究等都是有代表性的研究。
　　相形之下，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朝廷展开，对上述领域只要零星涉及，更缺乏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有影响的成果。除了20多年前出现过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说进行的社会结构系统分析以外，很少对中国社会作立体的、共时性的结构剖析。仔细比较，除了研究关注点的局限，在分析思路上，中国学者偏重追寻问题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强调的是通“古今之变”，更关心历时性的分析。因忽视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无法找到结构分析的立足点，应该说也是一个原因，谷川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和启示。
　　其次，作者对贵族精神世界的高度重视，也与众不同。过去受到经济决定论的束缚，研究贵族多从经济的角度加以界定，强调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对此，作者提出不同见解（第129—130页），强调“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必要资格，在于其人格所具有的精神性”（第206页），旗帜鲜明地反对仅从大土地所有的侧面认识贵族，开辟出分析贵族精神世界的新领域。。
　　作者以北魏末年杨椿对子孙的训诫为例，详细探讨了北朝贵族的伦理观念。认为这是“超越对于权势、财富的欲望，选择生存于士人之道义的世界的立场”这是一种“公共的世界”，也是“当时身为士大夫者所应该遵守的伦理准则”（第196页）。因这种态度而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使人与人的相互结合成为可能之社会伦理的实践”（第202页），并具体研究了实践中这种伦理如何促成贵族成为乡党的指导者。他认为当时大多数贵族拥有广大田产，但贵族存在的基础还包括大土地经营所无法涵盖的内容，具体说来，是围绕大土地经营而生的物质契机，如救济用的“余粟”，产生的精神作用，即贵族对名利的超脱，使他与乡党的结合成为可能（第204-205、274-280页）。在作者看来，赋予贵族人格特质的精神性不仅限于伦理意识，还扩展到了学问、思想、文学等各个文化领域，而其根底在于古代以来形成的礼制观念（第206-207页）。在其他部分作者又进一步提出，这种精神的培养来自于学问，学问是旨在人的教育的知识体系，“学问是贵族得以存在的依据”，是支配民众所不可缺少的机能（第99页）。
　　随后，作者又通过分析西魏苏绰的《六条诏书》与北魏均田制的理念，指出两者分别贯彻了贵族的观念。他认为“诏书的立场虽乍看似站在国家的高度，其实应该说仍不过是从士族基层立场出发的”（第228页）,其意义在于“士大夫伦理由诏书这一国家的意志形式而明文化了”（第232页）。均田制则是士大夫农本主义理念的政策化形式、体制化形式（第246、255页）。按照作者的思路，两者实际体现了贵族观念深入朝廷的制度中，体现了他们对朝廷的支配。
　　贵族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是作者把握六朝时代特性的关键。正是这种超脱名利的自我抑制的观念及由此而生的实践，使得贵族成为乡党的指导者，确立了在乡里的地位与威望，形成自立于朝廷的存在，并通过“九品官人法”进入官界，并将其理念引入朝廷的政策中，实现贵族对朝廷的支配。
　　这种分析令人耳目一新。过去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学者更重视对所有制、经济活动的考察，涉及思想也只是少数思想家的思想而已，忽视对日常伦理的研究，更没有意识到它与人们行为的密切关系，作者的研究具有突破意义。
　　至于本书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作者所提供的事实不足以支持其“共同体”理论。作者在研究中提到的“共同体”主要就是汉末田畴集团及晋末的庾衮与郗鉴集团（第88-91页），并认为这些“共同体集团”“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第91页），仅就这三个集团而言，汉末的田畴集团最多活动不过15年[1]。西晋末的庾衮在禹山的活动前后仅1年多，加上后来在林虑山与大头山的活动，充其量也不过四、五年。[2]郗鉴集团从开始在峄山避难到退至合肥，存在了大约12年。[3]就作者引用的这三个例子而言，相对于近400年的六朝时期，它们活动的时间是短暂的，不足以证明它们“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即使将晋末北方出现的诸多坞壁也考虑在内，这些集团也只是在局势动荡的时期中存在，随着形势好转或自行解散或降服朝廷或为朝廷军队所攻破，见不到历经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例子。
　　另一类，也是更多的证据来自贵族对乡党的赈济。作者认为这种活动使得贵族在乡党中获得了威望，从而确立了他们的支配地位。其实这种赈济活动与结成共同体的关系也是有疑问的。总体看六朝时期天灾、战乱频仍，实际具体到某个地区，400年间遭受灾乱的机率未必有多少，[4]此其一。其二，出现了灾乱，不仅是贵族进行救济，当时的朝廷与地方州郡县也承担赈济的责任，因此也难以过高估计贵族的作用。其三，即便是贵族出面救济乡党，这种一时性的活动是否能够普遍产生作者所说的贵族的威望，并形成贵族与乡党的密切结合，也是不无疑问的。作者虽然举出了若干例证，但究竟具有多少普遍性，也需要更多的证据。毕竟作者承认，当时也有许多与此背道而行的贵族（第193、194-195页）。
　　进一步分析，作者虽然关注社会的基层结构，却不是将研究的重心移到基层结构本身，再进行“自下而上”的观察；而是以贵族为焦点的“自上而下”的观察。“乡党”在作者的研究中只是一个空洞的概括，充当为贵族支配的对象，而没有任何主动性。透过“贵族”来把握基层社会，相对于以朝廷为中心的研究，是分析重点的下移，而不是思路的转换。结果不免放大了贵族在乡里的作用，而忽略了乡里的一般情况。要知道有贵族生活的乡里毕竟不能说占到全部乡里的多数。
　　夸大贵族的作用的另一表现是认为贵族基于共同体而具有相对朝廷权力而言的“自立性”。这种贵族的自立性是内藤湖南以来的日本京都学派的学者所坚持的基本观点之一（第263页）。作者的贡献在于指出了这种自立性的来源是贵族与乡党的结合与贵族对后者的支配（第186-187页）。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也言过其实。
　　这一思路也局限了作者对材料的挖掘使用与分析的视野。作者在资料的运用上几乎全部依靠文献，特别是正史，而基本忽视了墓志、碑刻与造像等石刻资料，以及敦煌文书。正史记载的主要是皇帝官宦的经历，很少保存关于基层与民众的正面描述，有其特定的视角与局限。以此为据难以跳出“贵族”圈子来认识历史，无法从其他角度认识当时的基层社会，尽管他高度重视三国以后“村落”出现的意义。实际上这一时期各地村落中广泛出现因信佛兴福而结成的“邑义”，其中活跃的主要是普通村民，僧尼与地方官员，从事各种类型的集体活动。“邑义”是当时存在的带有作者所说的“共同体”色彩的组织，而且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对此做过系统的研究，[5]这应是作者可以大展身手的领域，作者却完全忽略了“邑义”的存在。这种背景下提炼出的社会基层结构恐怕不能说全面。
　　作者倡导“以中国固有的逻辑来把握中国史全过程”，并为此作出了相当的努力，应该说至成功尚有距离。且不说他所使用的“古代”、“中世”与“近代”这样的概念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历史分期的痕迹；试图参照西方捕捉中国如何超越自身的古代史（第61页），也是相信中西发展道路平行可比；就是对“共同体”的强调，亦暗含相当的西方色彩。西方的中世纪由于基督教会的深刻影响，人们以附近的教堂为中心组成“parish”（教区），定期聚会，组织各种宗教活动，促进人们相互认同[6]。“community”（共同体）由此而生。中国历史上并无对应物，即使是佛教的“邑义”，其活动的内容与强度均远逊于“教区”。而将贵族影响下的结合称为“共同体”就更夸大其凝聚作用。西方中心论被作者从前门赶走，却又从后门溜了进来。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共同体》一书的译文流畅，准确，可惜校对上存在不少瑕疵，有损原书的品质。书中数十次提到日本学者堀敏一，只有个别几处正确，大多数都误作“崛”敏一，实在不应该。另外，书中第96页六次提到崔□，均写作“崔快左陵右”。这当是译者对排版造此字的说明，编辑不察，误入正文。第308页引《魏书·李崇传》的一条材料，三处将“兖”州讹为“衮”州，“除”误作“徐”。其他校对错误也还有一些。对于中华书局这样一个以出版古籍见长的老社来说，出现这类错误有失声誉。
　　[1]《三国志》卷11《田畴传》，他自初平三年（192年）刘虞死，始入徐无山，至建安十二年（207年）迁邺，前后15年。
　　[2]《晋书》卷88《孝友·庾衮传》，第2282-2283页。
　　[3]《晋书》卷67《郗鉴传》，第1797页，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43页。
　　[4]关于战乱的实际影响，我曾做过分析，见《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55-61页。
　　[5]如那波利贞：《唐代社邑に就きて》《史林》第23卷第2、3、4号（1938年），《佛教信仰に基きて組織せられたる中晚期唐五代の社邑に就きて》《史林》第24卷第3、4号（1939年）；塚本善隆：《龍门石窟に現れたる北魏佛教》，收入《支那佛教史·北魏篇》，弘文堂，1942年；山崎宏：《隋唐時代に於ける義邑及び法社》，收入《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清水书房，1947年；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五章（1956年出版于法国）等。
　　[6]参Leopold Genicot,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West. chap.4. pp.90-107.The Jone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

转贴：测你今后的生活，超准！！

Sun, 26 Aug 2007 06:47:27 GMT

答题时千万不要看答案呦，否则会后悔的．好了，我们开始吧．

1，当你进入一个原始大森林时，你最想看见什么动物（请自己想，再写下）

2，你继续向里走，看见了一个很漂亮的宫殿，门口有一个很帅（漂亮）的人向你招手，你进不进去？（请自己想，再写下）

3，你继续向前走，看见了一条小河，你打算怎么过去？

A，游泳　B搭桥　C找船

4，你继续向前走，有一个井，你希望井里的水是：

A溢出来的　B与井口一齐　C一多半　D一半　E，一少半F没有

5，以继续向前走，到了悬崖边，你希望悬崖下是什么？

A城市　B田野　C村庄　D大海

6如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想象，你向往零花钱有多少？

A50　　B70　　C90　　D100

答案～～～

1，你所想象的动物是你以后的丈夫（妻子）的形象。

2，如果进去说明你的自制力不强，不进去则相反。

3，A说明你自理能力强B说明你的自理能力一般C说明你的自理能力很差

4，A说明你以后很有钱B说明你以后比A少一点C说明你的钱比B少一点
D说明你的钱不多不少E说明你钱很少F说明你没有钱

5,你选择的就是你以后生活的地方

6，你选择的就是你死时的年龄

假期随笔1

Fri, 24 Aug 2007 15:21:04 GMT

把事情做完，终于有时间去好好欣赏电影。今天看了一部导火线，据说是杀破狼的姊妹篇，风格确实很接近的样子。简单的剧情，暴力的画面，通过打斗场面本身撑起的电影在框架上是粗略的。有趣的是，仍然沿袭的是前部作品中刻意凸现的小小温情，不同在于一部是夫妻间的蜜语，一部是母子间的亲情，在最终决战中仿佛一个停顿符突然插入，缓冲节奏之后，就是结局的到来。还有，这两部片子明显都开始走向描绘个人英雄主义的趋势，以前电影中（尤其是电视剧）不断刻画的警队合作被打破，甚至可以说是制度本身被打破（在医院中急救的背景下，许晴代表的正规法律程序一连串无奈无能的出现，似乎让观众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不知道会否重新导致一种潮流，即如同当年美国盛行的西部牛仔片一样，在制度变得苍白时，有一个身披金甲战衣的英雄杀出来扶大厦于将倾。呵呵，想起来导片的背景是定格在香港回归之前——

自我

Sun, 05 Aug 2007 15:24:27 GMT

零零散散的把反叛的鲁鲁修给看完了，得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与死亡笔记很相似。聪明非常的主角因为离奇的原因拿到了一份天降的能力，以之去实现自己平时压抑下的梦想。当他们义无反顾的投身于反抗固有的原则与体系时，很容易博得许多对现实不满者的同情，这就是动漫与电视类作品共有的特性，将大众虚拟化的妄想通过一种视觉效果表现出来，获得意淫式的满足。不过，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稍有不同，那些对家族与亲人的感觉，完全偏离了中式的渠道，和服的包装下毕竟是异国风味。有些故事大致很容易被把握住线索，但我无法确定的是鲁鲁修在逐步攀高的时候，有没有丢掉原来的自我，还是在新的际遇中寻得了真的自我。好在当他最后为了妹妹抛弃事业时，说明在现实的洪流中他仍旧在关注着过去的自己。宏大的战争场面与接近成功的王朝构建基础在这一刻全部被抛却了，或许这种人不是冷血掉足够的去理性分析所有发生的一切，但却闪耀着一种叫做人性的东西，犹如那一直传唱着的”不肯过江东“的典故。

煎蛋的味道

Tue, 31 Jul 2007 14:09:16 GMT

食堂的饭菜又开始咀嚼不出味道来了，向家里打个个电话抱怨一下，顺便报平安。听到妈的声音，不由得就想起以前高中时期，每晚夜自习回来，妈总是披着一件衣服在沙发上做些琐事坚持等我回来，然后就会弄个煎蛋一类的小吃给我作夜宵。那时的自己，从来都只是去享受这些，不会考虑背后应有的感激。不知是不是传统下的积累，自己很难在父母面前亲口向他们诉说自己的感情，就像那天在康熙来了那么多对母女之间在公开场合互诉衷肠的时候，突然觉得其实里面并没有多少造作，很多东西接着一个公众的平台反而能够恰如其分的表现出来，所以呢，这个综艺节目还是我一直颇为欣赏的。人是很拘谨的一种经验性动物，岁月的历练才会让你真正明白生活的真谛。人们常说，一些东西总是在失去之后才会明白，其实不应该是失去，而是过去之后才会明白。因为过去了，对以前才会有新的归纳和认识。反观于己，那两个中秋节与生日的晚上，自己总是在坚守着一些莫须有的东西，错过了也就失去了。不断的反察过去，又不断的造出新的纠结，这就是历史与现实之中的交叉。恍惚间，好像又闻到那煎蛋的味道——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Mon, 16 Apr 2007 17:19:44 GMT

王国维

国学丛刊序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然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幾《史通》之类。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有文学之史如各史文苑传。焉。而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故三者非斠然有疆界，而学术之蕃变，书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焉。

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涘，故不能不主此学，而从彼学。且于一学之中，又择其一部而从事焉。此不独治一学当如是，自学问之性质言之，亦固宜然。然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故是丹而非素，主入而奴出，昔之学者或有之，今日之真知学、真为学者，可信其无是也。

夫然，故吾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可得而详焉。何以言学无新旧也？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风俗之历史，弃髦居其半焉。而史学家弗弃也。此二学之异也。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

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顾新旧、中西之争，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惟有用、无用之论，则比前二说为有力。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然物理、化学高深普偏之部，与蒸气、电信有何关系乎？动植物之学，所关于树艺、畜牧者几何？天文之学所关于航海、授时者几何？心理社会之学，其得应用于政治、教育者亦尠。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然自他面言之，则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古人所谓不学无术，非虚语也。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

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此哓哓也。适同人将刊行《国学杂志》，敢以此言序其端。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回到康乐

Mon, 12 Mar 2007 00:50:45 GMT

生活习惯一旦适应下来，总要些时间去改变，所以，按照北京的点儿早上又爬起来了。两周的皇城根人，在忙忙碌碌与笑话不断中结束了，但飞鸟经过即留下痕迹。适应了一档的节奏，习惯了倒头就睡，对学术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再次有了一次亲身的感悟，正是由于对于那种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远度有共同的认识，所以和老季很谈得来。从东厂胡同到故宫，再走一下天安门、西单、王府井——在北大的游历使得我对儿时的梦想产生了极大的动摇，而在与同学们之间的聚会中更多的只是买房与成家一类事情，这个年龄已经驱动我们开始去面对太多现实的事情了，对于仍旧在虚无之中的飘荡开始生出丝丝的厌倦。闲暇时分大家互相逗趣，也就有了不少的典故，民盟与御膳房是我们拿老季开涮的把戏，而老季也经常拿专业领域内的老祖宗来说事，热热闹闹又夹杂着鼾声不断的第一周，基本上就把北京的书店逛了个遍，当然，仅指大书店而言。战果就是买到手几本想收集的书，至于吴宓日记，虽然心甚痒之，但考虑了包裹的大小，还是忍痛作罢。闲时，有时在电视面前溜一下电视剧，大家一起对中间夹杂的冗长广告抱怨，或者翻转身子去看新买的浦江清日记，此人年轻时到很有些意思。就这样，持续的生活中送走老季，坐上火车，下铺的一对可爱的老年人在旅途中和我谈起了当年，很有一些有趣的典故在内。为了打发时间，临走之前买了一本八月未央，那些灵动的文字常能让我想起很多事情，曾经得到与错过失去，在ANBB用铅字刻画的世界里，因为共鸣而去认同，也因为相似而感到怅然。下火车，打的，到宿舍，清理卫生，逐渐走回习惯的校园生活。一觉醒来，凌晨坐在电脑面前，开始想着很多需要解决的事情，以前的自己总害怕还未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来面对，现在看来，大都是庸人自扰，生活是不应该再逃避的，以此，面对我的2007！

转贴：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Wed, 17 Jan 2007 20:20:07 GMT

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王汎森院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這個題目我非常喜歡，因為這個題目，對大家多少都有實際的幫助。如果下次我必須再登台演講，我覺得這個題目還可以再發揮一兩次。我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所以我的碩士是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碩士、有博士，因此我以這兩個階段為主，把我的經驗呈現給各位。

我從來不認為我是位有成就的學者，我也必須跟各位坦白，我為了要來做這場演講，在所裡碰到剛從美國讀完博士回來的同事，因為他們剛離開博士生的階段，比較有一些自己較獨特的想法，我就問他：「如果你講這個問題，準備要貢獻什麼？」結合了他們的意見，共同醞釀了今天的演講內容，因此這裡面不全是我一個人的觀點。雖然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都出版了，但不表示我就是一個成功的研究生，因為我也總還有其他方面仍是懵懵懂懂。我的碩士論文是二十年前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博士論文是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你說有特別好嗎？我不敢亂說。我今天只是綜合一些經驗，提供大家參考。

一、研究生與大學生的區別

首先跟大家說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學生的區別。大學生基本上是來接受學問、接受知識的，然而不管是對於碩士時期或是博士時期的研究而言，都應該準備要開始製造新的知識，我們在美國得到博士學位時都會領到看不懂的畢業證書，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問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內容為何？他告訴我：「裡頭寫的是恭喜你對人類的知識有所創新，因此授予你這個學位。」在中國原本並沒有博碩士的學歷，但是在西方他們原來的用意是，恭賀你已經對人類普遍的知識有所創新，這個創新或大或小，都是對於普遍的知識有所貢獻。這個創新不會因為你做本土與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個我們必須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學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

（一）選擇自己的問題取向，學會創新

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經進入另一個階段，不只是要完全樂在其中，更要從而接受各種有趣的知識，進入製造知識的階段，也就是說你的論文應該有所創新。由接受知識到創造知識，是身為一個研究生最大的特色，不僅如此，還要體認自己不再是個容器，等著老師把某些東西倒在茶杯裡，而是要開始逐步發展和開發自己。做為研究生不再是對於各種新奇的課照單全收，而是要重視問題取向的安排，就是在碩士或博士的階段裡面，所有的精力、所有修課以及讀的書裡面都應該要有一個關注的焦點，而不能像大學那般漫無目標。大學生時代是因為你要盡量開創自己接受任何東西，但是到了碩士生和博士生，有一個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論文，那篇論文是你個人所有武功的總集合，所以這時候必須要有個問題取向的學習。

（二）嘗試跨領域研究，主動學習

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跨越一個重要的領域，將決定你未來的成敗。我也在台大和清華教了十幾年的課，我常常跟學生講，選對一個領域和選對一個問題是成敗的關鍵，而你自己本身必須是帶著問題來探究無限的學問世界，因為你不再像大學時代一樣氾濫無所歸。所以這段時間內，必須選定一個有興趣與關注的主題為出發點，來探究這些知識，產生有機的循環。由於你是自發性的對這個問題產生好奇和興趣，所以你的態度和大學部的學生是截然不同的，你慢慢從被動的接受者變成是一個主動的探索者，並學會悠游在這學術的領域。

我舉一個例子，我們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得了諾貝爾獎。他曾經在中研院的週報寫過幾篇文章，在他的言論集裡面，或許各位也可以看到，他反覆提到他的故事。他是因為讀了一個叫做馬亨教授的教科書而去美國柏克萊大學唸書，去了以後才發現，這個老師只給他一張支票，跟他說你要花錢你盡量用，但是從來不教他任何東西。可是隔壁那個教授，老師教很多，而且每天學生都是跟著老師學習。他有一次就跟那個老師抱怨：「那你為什麼不教我點東西呢？」那個老師就說：「如果我知道結果，那我要你來這邊唸書做什麼？我就是因為不知道，所以要我們共同探索一個問題、一個未知的領域。」他說其實這兩種教法都有用處，但是他自己從這個什麼都不教他，永遠碰到他只問他「有沒有什麼新發現」的老師身上，得到很大的成長。所以這兩方面都各自蘊含深層的道理，沒有所謂的好壞，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將這兩個方式結合起來。我為什麼講這個故事呢？就是強調在這個階段，學習是一種「self-help」，並且是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習「self-help」，而不能再像大學時代般，都是純粹用聽的，這個階段的學習要基於對研究問題的好奇和興趣，要帶著一顆熱忱的心來探索這個領域。

然而研究生另外一個重要的階段就是Learn how to learn，不只是學習而已，而是學習如何學習，不再是要去買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而是要學習拿起那一根針，學會繡出一件漂亮的衣服，慢慢學習把目標放在一個標準上，而這一個標準就是你將來要完成碩士或博士論文。如果你到西方一流的大學去讀書，你會覺得我這一篇論文可能要和全世界做同一件問題的人相比較。我想即使在台灣也應該要有這樣的心情，你的標準不能單單只是放在旁邊幾個人而已，而應該是要放在領域的普遍人裡面。你這篇文章要有新的東西，才算達到的標準，也才符合到我們剛剛講到那張拉丁文的博士證書上面所講的，有所貢獻與創新。

二、一個老師怎麼訓練研究生

第二個，身為老師你要怎麼訓練研究生。我認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訓練，哪怕是自然科學的訓練，到研究生階段應該更像師徒制，所以來自個人和老師、個人和同儕間密切的互動和學習是非常重要的，跟大學部坐在那邊單純聽課，聽完就走人是不一樣的，相較之下你的生活應該要和你所追求的知識與解答相結合，並且你往後的生活應該或多或少都和這個探索有相關。

（一）善用與老師的夥伴關係，不斷Research

我常說英文research這個字非常有意義，search是尋找，而research是再尋找，所以每個人都要research，不斷的一遍一遍再尋找，並進而使你的生活和學習成為一體。中國近代兵學大師蔣百里在他的兵學書中曾說：「生活條件要跟戰鬥條件一致，近代歐洲凡生活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凡生活與戰鬥條件不一致者弱。」我就是藉由這個來說明研究生的生活，你的生活條件與你的戰鬥條件要一致，你的生活是跟著老師與同學共同成長的，當中你所聽到的每一句話，都可能帶給你無限的啟發。

回想當時我在美國唸書的研究生生活，只要隨便在樓梯口碰到任何一個人，他都有辦法幫忙解答你語言上的困難，不管是英文、拉丁文、德文、希臘文……等。所以能幫助解決問題的不單只是你的老師，還包括所有同學以及學習團體。你的學習是跟生活合在一起的。當我看到有學生呈現被動或是懈怠的時候，我就會用毛澤東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來跟他講：「作研究生不是請客吃飯。」

（二）藉由大量閱讀和老師提點，進入研究領域

怎樣進入一個領域最好，我個人覺得只有兩條路，其中一條就是讓他不停的唸書、不停的報告，這是進入一個陌生的領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後不知不覺學生就會知道這個領域有些什麼，我們在不停唸書的時候常常可能會沉溺在細節裡不能自拔，進而失去全景，導致見樹不見林，或是被那幾句英文困住，而忘記全局在講什麼。藉由學生的報告，老師可以講述或是釐清其中的精華內容，經由老師幾句提點，就會慢慢打通任督二脈，逐漸發展一種自發學習的能力，同時也知道碰到問題可以看哪些東西。就像是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我修過一些我完全沒有背景知識的國家的歷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唸書、不停的逼著自己吸收，而老師也只是不停的開書目，運用這樣的方式慢慢訓練，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時，我發現自己仍然有自我生產及蓄發的能力，因為我知道這個學問大概是什麼樣的輪廓，碰到問題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詢相關的資料。所以努力讓自己的學習產生自發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三）循序漸進地練習論文寫作

到了碩士或博士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完成一篇學位論文，而不管是碩士或博士論文，其規模都遠比你從小學以來所受的教育、所要寫的東西都還要長得多，雖然我不知道教育方面的論文情況是如何，但是史學的論文都要寫二、三十萬字，不然就是十幾二十萬字。寫這麼大的一個篇幅，如何才能有條不紊、條理清楚，並把整體架構組織得通暢可讀？首先，必須要從一千字、五千字、一萬字循序漸進的訓練，先從少的慢慢寫成多的，而且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訓練到可以從一萬字寫到十萬字。這麼大規模的論文誰都寫得出來，問題是寫得好不好，因為這麼大規模的寫作，有這麼許多的註腳，還要注意首尾相映，使論述一體成型，而不是散落一地的銅錢；是一間大禮堂，而不是一間小小分割的閣樓。為了完成一個大的、完整的、有機的架構模型，必須要從小規模的篇幅慢慢練習，這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

因為受電腦的影響，我發現很多學生寫文章能力都大幅下降。寫論文時很重要的一點是，文筆一定要清楚，不要花俏、不必漂亮，「清楚」是最高指導原則，經過慢慢練習會使你的文筆跟思考產生一致的連貫性。我常跟學生講不必寫的花俏，不必展現你散文的才能，因為這是學術論文，所以關鍵在於要寫得非常清楚，如果有好的文筆當然更棒，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文彩像個人的生命一樣，英文叫style，style本身就像個人一樣帶有一點點天生。因此最重要的還是把內容陳述清楚，從一萬字到最後十萬字的東西，都要架構井然、論述清楚、文筆清晰。

我在唸書的時候，有一位歐洲史、英國史的大師Lawrence Stone，他目前已經過世了，曾經有一本書訪問十位最了不起的史學家，我記得他在訪問中說了一句非常吸引人注意的話，他說他英文文筆相當好，所以他一輩子沒有被退過稿。因此文筆清楚或是文筆好，對於將來文章可被接受的程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內容非常重要，有好的表達工具更是具有加分的作用，但是這裡不是講究漂亮的style，而是論述清楚。

三、研究生如何訓練自己

（一）嘗試接受挑戰，勇於克服

研究生如何訓練自己？就是每天、每週或每個月給自己一個挑戰，要每隔一段時間就給自己一個挑戰，挑戰一個你做不到的東西，你不一定要求自己每次都能順利克服那個挑戰，但是要努力去嘗試。我在我求學的生涯中，碰到太多聰明但卻一無所成的人，因為他們很容易困在自己的障礙裡面，舉例來說，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碰到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就是沒辦法克服他給自己的挑戰，他就總是東看西看，雖然我也有這個毛病，可是我會定期給我自己一個挑戰，例如：我會告訴自己，在某一個期限內，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三行字改掉，或是這個禮拜一定要把這篇草稿寫完，雖然我仍然常常寫不完，但是有這個挑戰跟沒這個挑戰是不一樣的，因為我挑戰三次總會完成一次，完成一次就夠了，就足以表示克服了自己，如果覺得每一個禮拜的挑戰，可行性太低，可以把時間延長為一個月的挑戰，去挑戰原來的你，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不過也要切記，碩士生是剛開始進入這一個領域的新手，如果一開始問題太小，或是問題大到不能控制，都會造成以後研究的困難。

（二）論文的寫作是個訓練過程，不能苛求完成精典之作

各位要記得我以前的老師所說的一句話：「碩士跟博士是一個訓練的過程，碩士跟博士不是寫經典之作的過程。」我看過很多人，包括我的親戚朋友們，他之所以沒有辦法好好的完成碩士論文，或是博士論文，就是因為他把它當成在寫經典之作的過程，雖然事實上，很多人一生最好的作品就是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因為之後的時間很難再有三年或六年的時間，沉浸在一個主題裡反覆的耕耘，當你做教授的時候，像我今天被行政纏身，你不再有充裕的時間好好探究一個問題，尤其做教授還要指導學生、上課，因此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生最集中又精華的時間，當然就是他寫博士、或是碩士論文的時候，而那一本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但不一定要刻意強求，要有這是一個訓練過程的信念，應該清楚知道從哪裡開始，也要知道從哪裡放手，不要無限的追下去。當然我不是否認這個過程的重要性，只是要調整自己的心態，把論文的完成當成一個目標，不要成為是一種的心理障礙或是心理負擔。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唸書的時候，那邊舊書攤有一位非常博學多文的舊書店老闆，我常常讚嘆的對他說：「你為什麼不要在大學做教授。」他說：「因為那篇博士論文沒有寫完。」原因在於他把那個博士論文當成要寫一本經典，那當然永遠寫不完。如果真能寫成經典那是最好，就像美麗新境界那部電影的男主角John Nash一樣，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博士那二十幾頁的論文，不過切記不要把那個當作是目標，因為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應該要堅定的告訴自己，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結構嚴謹、論述清楚與言之有物的論文，不要一開始就期待它是經典之作。如果你期待它是經典之作，你可能會變成我所看到的那位舊書攤的老闆，至於我為什麼知道他有那麼多學問，是因為那時候我在找一本書，但它並沒有在舊書店裡面，不過他告訴我：「還有很多本都跟他不相上下。」後來我對那個領域稍稍懂了之後，證明確實如他所建議的那般。一個舊書店的老闆精熟每一本書，可是他就是永遠無法完成，他夢幻般的學位論文，因為他不知道要在哪裡放手，這一切都只成為空談。

（三）論文的正式寫作

1.學習有所取捨

到了寫論文的時候，要能取也要能捨，因為現在資訊爆炸，可以看的書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知識樹，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識樹，才能在那棵樹掛相關的東西，但千萬不要不斷的掛不相關的東西，而且要慢慢的捨掉一些掛不上去的東西，再隨著你的問題跟關心的領域，讓這棵知識樹有主幹和枝葉。然而這棵知識樹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須對所關心的領域中，有用的書籍或是資料非常熟悉。

2.形成你的知識樹

我昨天還請教林毓生院士，他今年已經七十幾歲了，我告訴他我今天要來作演講，就問他：「你如果講這個題目你要怎麼講？」他說：「只有一點，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書要讀好幾遍。」因為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還有幾位近代思想大師在芝加哥大學的學生，他們受的訓練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讀原典。這句話很有道理，雖然你不可能只讀那幾本重要的書，但是那五、六本書將逐漸形成你知識樹的主幹，此後的東西要掛在上面，都可以參照這一個架構，然後把不相干的東西暫放一邊。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你不可能讀遍天下所有的好書，所以要學習取捨，了解自己無法看遍所有有興趣的書，而且一但看遍所有有興趣的書，很可能就會落得普林斯頓街上的那位舊書店的老闆一般，因為閱讀太多不是自己所關心的領域的知識，它對於你來說只是一地的散錢。

3.掌握工具

在這個階段一定要掌握語文與合適的工具。要有一個外語可以非常流暢的閱讀，要有另外一個語文至少可以看得懂文章的標題，能學更多當然更好，但是至少要有一個語文，不管是英文、日文、法文……等，一定要有一個語文能夠非常流暢的閱讀相關書籍，這是起碼的前提。一旦這個工具沒有了，你的視野就會因此大受限制，因為語文就如同是一扇天窗，沒有這個天窗你這房間就封閉住了。為什麼你要看得懂標題？因為這樣才不會有重要的文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連標題都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如何找人來幫你或是自己查相關的資料。其他的工具，不管是統計或是其他的任何工具，你也一定要多掌握，因為你將來沒有時間再把這樣的工具學會。

4.突破學科間的界線

應該要把跨學科的學習當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學科涉及到的東西必須要對你這棵知識樹有助益，要學會到別的領域稍微偷打幾槍，到別的領域去攝取一些概念，對於本身關心的問題產生另一種不同的啟發，可是不要氾濫無所歸。為什麼要去偷打那幾槍？近幾十年來，人們發現不管是科學或人文，最有創新的部份是發生在學科交會的地方。為什麼會如此？因為我們現在的所有學科大部分都在西方十九世紀形成的，而中國再把它轉借過來。十九世紀形成這些知識學科的劃分的時候，很多都帶有那個時代的思想跟學術背景，比如說，中研院的李院長的專長就是物理化學，他之所以得諾貝爾獎就是他在物理和化學的交界處做工作。像諾貝爾經濟獎，這二十年來所頒的獎，如果在傳統的經濟學獎來看就是旁門走道，古典經濟學豈會有這些東西，甚至心理學家也得諾貝爾經濟獎，連John Nash這位數學家也得諾貝爾經濟獎，為什麼？因為他們都在學科的交界上，學科跟學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處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學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經search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創新，所以為什麼跨領域學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一篇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最重要、最關鍵的，是那一個統攝性的重要概念，而通常你在本學科裡面抓不到，是因為你已經泡在這個學科裡面太久了，你已經拿著手電筒在這個小倉庫裡面照來照去照太久了，而忘了還有別的東西可以更好解釋你這些材料的現象，不過這些東西可遇而不可求。John Nash這一位數學家為什麼會得諾貝爾數學獎？為什麼他在賽局理論的博士論文，會在數十年之後得諾貝爾經濟獎？因為他在大學時代上經濟學導論的課，所以他認為數學可以用在經濟方面來思考，而這個東西在一開始，他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大的用處。他是在數學和經濟學的知識交界之處做突破。有時候在經濟學這一個部分沒有大關係，在數學的這一個部分也沒有大關係，不過兩個加在一起，火花就會蹦出來。

5.論文題目要有延展性

對一個碩士生或博士生來說，如果選錯了題目，就是失敗，題目選對了，還有百分之七十勝利的機會。這個問題值得研一、博一的學生好好思考。你的第一年其實就是要花在這上面，你要不斷的跟老師商量尋找一個有意義、有延展性的問題，而且不要太難。我在國科會當過人文處長，當我離開的時候，每次就有七千件申請案，就有一萬四千個袋子，就要送給一萬四千個教授審查。我當然不可能看那麼多，可是我有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看申訴。有些申訴者認為：「我的研究計畫很好，我的著作很好，所以我來申訴。」申訴通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那麼我的責任就是在百分之九十未通過的案子正式判決前，再拿來看一看。有幾個印象最深常常被拿出來討論的，就是這個題目不必再做了、這個題目本身沒有發展性，所以使我更加確認選對一個有意義、有延展性、可控制、可以經營的題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學生常常選非常難的題目，我說你千萬不要這樣，因為沒有人會仔細去看你研究的困難度，對於難的題目你要花更多的時間閱讀史料，才能得到一點點東西；要擠很多東西，才能篩選出一點點內容，所以你最好選擇一個難易適中的題目。

我寫過好幾本書，我認為我對每一本書的花的心力都是一樣，雖然我寫任何東西我都不滿意，但是在過程中我都絞盡腦汁希望把他寫好。目前為止很多人認為我最好的書，是我二十幾歲剛到史語所那一年所寫的那本書。我在那本書花的時間並不長，那本書的大部分的稿子，是我和許添明老師同時在當兵的軍營裡面寫的，而且還是用我以前舊的筆記寫的。大陸這些年有許多出版社，反覆要求出版我以前的書，尤其是這一本，我說：「不行。」因為我用的是我以前的讀書筆記，我怕引文有錯字，因為在軍隊營區裡面隨時都要出操、隨時就要集合，手邊又沒有書，怎麼可能好好的去核對呢？而如果要我重新校正一遍，又因為引用太多書，實在沒有力氣校正。

為什麼舉這個例子呢？我後來想一想，那本書之所以比較好，可能是因為那個題目可延展性大，那個題目波瀾起伏的可能性大。很多人都認為，我最好的書應該是劍橋大學出的那一本，不過我認為我最好的書一定是用中文寫的，因為這個語文我能掌握，英文我沒辦法掌握得出神入化。讀、寫任何語文一定要練習到你能帶著三分隨意，那時候你才可以說對於這一個語文完全理解與精熟，如果你還無法達到三分的隨意，就表示你還在摸索。

回到我剛剛講的，其實每一本書、每一篇論文我都很想把它寫好。但是有些東西沒辦法寫好，為什麼？因為一開始選擇的題目不夠好。因此唯有選定題目以後，你的所有訓練跟努力才有價值。我在這裡建議大家，選題的工作要儘早做，所選的題目所要處理的材料最好要集中，不要太分散，因為碩士生可能只有三年、博士生可能只有五年，如果你的材料太不集中，讀書或看資料可能就要花掉你大部分的時間，讓你沒有餘力思考。而且這個題目要適合你的性向，如果你不會統計學或討厭數字，但卻選了一個全都要靠統計的論文，那是不可能做得好。

6.養成遵照學術格式的寫作習慣

另一個最基本的訓練，就是平時不管你寫一萬字、三萬字、五萬字都要養成遵照學術規範的習慣，要讓他自然天成，就是說你論文的註腳、格式，在一開始進入研究生的階段就要培養成為你生命中的一個部份，如果這個習慣沒有養成，人家就會覺得這個論文不嚴謹，之後修改也要花很多時間，因為你的論文規模很大，可能幾百頁，如果一開始弄錯了，後來再重頭改到尾，一定很耗時費力，因此要在一開始就養成習慣，因為我們是在寫論文而不是在寫散文，哪一個逗點應該在哪裡、哪一個書名號該在哪裡、哪一個地方要用引號、哪一個要什麼標點符號，都有一定的規定，用中文寫還好，用英文有一大堆簡稱。在1960年代台灣知識還很封閉的時候，有一個人從美國回來就說：「美國有個不得了的情形，因為有一個人非常不得了。」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得了，他說：「因為這個人的作品到處被引用。」他的名字就叫ibid。所謂ibid就是同前作者，這個字是從拉丁文發展出來的，拉丁文有一大堆簡稱，像et. al.就是兩人共同編的。英文有一本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就是專門說明這一些寫作規範。各位要儘早學會中英文的寫作規範，慢慢練習，最後隨性下筆，就能寫出符合規範的文章。

7.善用圖書館

圖書館應該是研究生階段最重要的地方，不必讀每一本書，可是要知道有哪些書。我記得我做學生時，新進的書都會放在圖書館的牆上，而身為學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書名看一看。在某些程度上知道書皮就夠了，但是這仍和打電腦是不一樣的，你要實際上熟悉一下那本書，摸一下，看一眼目錄。我知道現在從電腦就可以查到書名，可是我還是非常珍惜這種定期去browse新到的書的感覺，或去看看相關領域的書長成什麼樣子。中研院有一位院士是哈佛大學資訊教授，他告訴我他在創造力最高峰的時候，每個禮拜都到他們資訊系圖書室裡，翻閱重要的資訊期刊。所以圖書館應該是身為研究生的人們，最熟悉的地方。不過切記不重要的不要花時間去看，你們生活在資訊氾濫的時代，跟我生長在資訊貧乏的時代是不同的，所以生長在這一個時代的你，要能有所取捨。我常常看我的學生引用一些三流的論文，卻引得津津有味，我都替他感到難過，因為我強調要讀有用、有價值的東西。

8.留下時間，精緻思考

還要記得給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時間。一篇論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勝，很重要的是在現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說一定要走理論的路線，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層次再提升兩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東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東西是什麼？整體意義是什麼？整體的輪廓是什麼？千萬不要被枝節淹沒，雖然枝節是你最重要的開始，但是你一天總也要留一些時間好好思考、慢慢沉澱。conceptualize是一種非常難教的東西，我記得我唸書時，有位老師信誓旦旦說要開一門課，教學生如何conceptualize，可是從來都沒開成，因為這非常難教。我要提醒的是，在被很多材料和枝節淹沒的時候，要適時跳出來想一想，所看到的東西有哪些意義？這個意義有沒有廣泛連結到更大層面的知識價值。

傅斯年先生來到台灣以後，同時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及台大的校長。台大有個傅鐘每小時鐘聲有二十一響、敲二十一次。以前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叫《鐘聲二十一響》，當時很轟動。他當時對這二十一響解釋是說：因為台大的學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響是歡迎國家元首二十一響的禮炮。不久前我發現台大在每一個重要的古蹟下面豎一個銅牌，我仔細看看傅鐘下的解釋，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傅斯年當台大校長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人一天只有二十一個小時，另外三小時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響。我覺得這句話大有道理，可是我覺得三小時可能太多，因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個三十分鐘、一小時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麼？學習跳到比你所看到的東西更高一點的層次去思考。

9.找到學習的楷模

我剛到美國唸書的時候，每次寫報告頭皮就重的不得了，因為我們的英文報告三、四十頁，一個學期有四門課的話就有一百六十頁，可是你連註腳都要從頭學習。後來我找到一個好辦法，就是我每次要寫的時候，把一篇我最喜歡的論文放在旁邊，雖然他寫的題目跟我寫的都沒關係，不過我每次都看他如何寫，看看他的注腳、讀幾行，然後我就開始寫。就像最有名的男高音Pavarotti唱歌劇的時候都會捏著一條手帕，因為他說：「上舞台就像下地獄，太緊張了。」他為了克服緊張，他有習慣性的動作，就是捏著白手帕。我想當年那一篇論文抽印本就像是我的白手帕一樣，能讓我開始好好寫這篇報告，我學習它裡面如何思考、如何構思、如何照顧全體、如何用英文作註腳。好好的把一位大師的作品讀完，開始模仿和學習他，是入門最好的方法，逐步的，你也開始寫出自己的東西。我也常常鼓勵我的學生，出國半年或是一年到國外看看。像現在國科會有各式各樣的機會，可以增長眼界，可以知道現在的餐館正在賣些什麼菜，回來後自己要作菜也才知道要如何著手。

四、用兩條腿走路，練習培養自己的興趣

最後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人生是兩隻腳，我們不是靠一隻腳走路。做研究生的時代，固然應該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學業上，探索你所要探索的那些問題，可是那只是你的一隻腳，另外還有一隻腳是要學習培養一、兩種興趣。很多人後來會發現他的右腳特別肥重（包括我自己在內），也就是因為忘了培養左腳。很多很有名的大學者最後都陷入極度的精神困擾之中，就是因為他只是培養他的右腳，他忘了培養他的左腳，他忘了人生用兩隻腳走路，他少了一個小小的興趣或嗜好，用來好好的調解或是排遣自己。

去年夏天，香港《亞洲週刊》要訪問我，我說：「我不想接受訪問，我不是重要的人。」可是後來他們還是把一個簡單的對話刊出來了，裡面我只記得講了一段話：做一個研究生或一個學者，有兩個感覺最重要--責任感與罪惡感。你一定要有很大的責任感，去寫出好的東西，如果責任感還不夠強，還要有一個罪惡感，你會覺得如果今天沒有好好做幾個小時的工作的話，會有很大的罪惡感。除非是了不得的天才，不然即使愛因斯坦也是需要很努力的。很多很了不得的人，他只是把所有的努力集中在一百頁裡面，他花了一千小時和另外一個人只花了十個小時，相對於來說，當然是那花一千個小時所寫出來的文章較好。所以為什麼說要趕快選定題目？因為如果太晚選定一個題目，只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好好耕耘那個題目，早點選定可以有二、三年耕耘那個題目，是三年做出的東西好，還是一年的東西好？如果我們的才智都一樣的話，將三年的努力與思考都灌在上面，當然比一年還要好。

五、營造卓越的大學，分享學術的氛圍

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何謂卓越的大學？我認為一個好的大學，學校生活的一大部份，以及校園的許多活動，直接或間接都與學問有關，同學在咖啡廳裡面談論的，直接或間接也都會是學術相關的議題。教授們在餐廳裡面吃飯，談的是「有沒有新的發現」？或是哪個人那天演講到底講了什麼重要的想法？一定是沉浸在這種氛圍中的大學，才有可能成為卓越大學。那種交換思想學識、那種互相教育的氣氛不是花錢就有辦法獲得的。我知道錢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東西。一個卓越的大學、一個好的大學、一個好的學習環境，表示裡面有一個共同關心的焦點，如果沒有的話，這個學校就不可能成為好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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